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传来支支吾吾的声音：“这个……建国啊，税务局是垂直管理的，我们地方上……不太好插手啊。我……我这边还有个紧急会议，要不，回头再说？”

    “嘟……嘟……嘟……”

    没等李建国再说什么，电话已经被挂断了。

    李建国的脸色沉了下来。他压下心头的不安，又拨通了第二个电话，这次是江城发展银行的一位行长，宏发集团的大部分贷款都是从他手里批出去的。

    “喂，钱行长，我是李建国。”

    “李董？哎呀，稀客稀客。”

    “钱行长，客套话就不说了。我公司这边，税务局正在查，你那边消息灵通，知不知道是什么风声？”

    “税务局？哦……这个事啊……”钱行长的声音明显变得迟疑和疏远，“李董啊，最近省里对金融和税务这块抓得特别严，我们也是……也是战战兢兢啊。那个……我手机信号不太好，好像听不清了，喂？喂？”

    电话再次被挂断。

    李建国握着手机的手，青筋都爆了起来。他还不死心，又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打给他平日里称兄道弟的那些“朋友”，那些受过他无数好处的各路神仙。

    然而，得到的回应，要么是含糊其辞的推诿，要么是干脆利落的无人接听。

    当最后一个他认为最铁的关系，也用“正在开会”为由匆匆挂断电话后，李建国终于彻底明白了。

    这次的麻烦，大了！大到他所有的关系网都失灵了！

    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头顶。他无力地靠在落地窗上，看着楼下那些如同蚂蚁般的税务执法车，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接下来的几天，对李建国而言，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税务局的稽查人员，拿着那封举报信当作战地图，按图索骥，效率高得惊人。他们很快就从那几本秘密账本里，挖出了宏发集团财务上触目惊心的巨大漏洞。

    内外账、虚开发票、隐匿收入、非法转移资产……各种教科书级别的偷税漏税手段层出不穷，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资金网络。

    涉案金额的初步估算结果出来时，连王建军和张毅这两个老江湖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高达数千万，甚至可能上亿！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偷税漏税了，这是严重的经济犯罪！

    李建国彻底慌了神。他每天都被传唤到税务局的问讯室里，一坐就是一整天。面对那些铁证如山的账本和流水，他百口莫辩，只能用“不清楚”、“不知道”、“都是下面人干的”来反复搪塞。

    曾经那个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商界大鳄，如今却像个犯人一样，面容憔悴，眼窝深陷。

    紧接着，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

    公司的所有银行账户，被税务机关依法冻结。

    正在进行的所有项目，全面停摆。

    那些曾经追着捧着要跟他合作的伙伴，如今纷纷变脸，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有不少人开始主动上门讨要欠款，生怕晚了一步就血本无归。

    宏发集团这艘看似坚不可摧的商业巨轮，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因为失去了现金流而搁浅，并且开始出现分崩离析的迹象。

    李建国焦头烂额，自顾不暇，每天都在为如何填上税务的窟窿、如何应对银行的催贷而奔走，哪里还有半分心思去管他那个宝贝儿子在学校里的那些破事。

    他之前为了李逸的官司，花重金请来的那个号称“江城必胜客”的豪华律师团，在得知宏发集团出事、银行账户被冻结后，第一时间就打来了电话。

    电话是李逸的母亲，王慧芳接的。

    “李夫人吗？我是张律师。”电话那头的声音客气但冰冷，“关于令公子的案子，我们律所经过研究，决定单方面解除代理合同。另外，之前我们垫付的一些费用和本阶段的律师费，共计三十八万元，麻烦您尽快结一下。”

    “什么？解除合同？还要钱？”王慧芳，这个一辈子养尊处优、没经过半点风浪的富太太，此刻正六神无主，听到这话，声音都变了调，“张律师，我们家现在……现在……”

    “李夫人，我很同情你们的遭遇，但我们也要按规矩办事。如果费用不能及时结清，我们不排除会通过法律途径追讨。”

    对方说完，便挂了电话。

    王慧芳握着电话，呆坐了半晌，然后“哇”的一声，崩溃地大哭起来。

    她冲进李逸的房间，一把抱住正在打游戏的儿子，鼻涕眼泪地哭喊着：“儿子啊！完了！我们家完了！你爸被税务局抓走了，公司也倒了，连律师都不要我们了！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啊！”

    李逸被他妈这突如其来的崩溃吓了一跳，手里的游戏手柄“啪”地掉在地上。

    “妈，你胡说什么呢？我爸怎么可能被抓走！不就是税务局查账吗？多交点钱不就完事了！”他嘴上还硬撑着，但心里已经慌得不行。

    这几天家里的气氛，他不是感觉不到。父亲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母亲整天以泪洗面，家里的佣人都开始窃窃私语，看他们的眼神都变了。

    曾经那个不可一世、以为用钱可以摆平一切的李逸，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作树倒猢狲散，什么叫作泰山压顶。

    这种恐慌，在他回到学校后，被无限放大。

    当他开着他那辆骚包的保时捷跑车出现在学校停车场时，再也没有人像以前那样投来羡慕的目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着鄙夷、幸灾乐祸和怜悯的复杂眼神。

    他走在校园里，能清晰地听到周围传来的窃窃私语。

    “快看，就是他，李逸。”

    “听说他爸公司偷税漏税好几个亿，要被抓去坐牢了。”

    “活该！平时在学校里那么嚣张，这下傻逼了吧？”

    “他还有脸开跑车来上学？真是脸皮厚。”

    那些曾经跟在他屁股后面“逸哥长逸哥短”的跟班，现在看到他，都像躲瘟神一样，远远地绕开。

    他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在学校里呼风唤雨，前呼后拥。他变成了一个笑话，一个所有人都想上来踩一脚的落水狗。

    傍晚，他失魂落魄地回到那栋已经失去了往日温馨、只剩下冰冷和压抑的别墅。

    刚走进玄关，就看到茶几上又多了一封牛皮纸信封。

    他认得那个信封，这几天，他已经见过好几次了。信封的右下角，盖着鲜红的“江城市人民法院”的印章。

    那是他那十几桩民事诉讼的开庭传票。

    一张，又一张。

    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张张索命的符咒，不断地提醒着他，他所面临的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

    他颤抖着伸出手，拿起最上面的一封。那冰冷的纸张，仿佛带着千钧的重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知道，父亲的商业帝国正在崩塌，而他自己的审判，才刚刚开始。

    李建国的商业帝国正在风雨飘摇，他那曾经固若金汤的家，如今也成了一座四处漏风的破屋，鸡飞狗跳，人人自危。

    而始作俑者程鹤，却像一个冷静的棋手，在棋盘的另一端，落下了他的第三颗棋子。

    他很清楚，法律的审判，有它的程序和边界。将李逸送上被告席，让李建国陷入税务泥潭，这只是惩罚。但要让某些根深蒂固的东西被撬动，要让周凯的悲剧不只是一个家庭的伤痛，就需要一把更锋利的刀。

    这把刀，叫舆论。

    江城市，老城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藏着一家名为“静心居”的茶馆。茶馆不大，陈设古朴，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和老木头受潮的味道，是那种老派人喜欢待的地方。

    程鹤选了一个靠窗的卡座，给自己泡了一壶铁观音。

    没多久，一个风风火火的身影推门而入。来人约莫四十岁上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戴着黑框眼镜，眼神锐利，步履匆匆，身上有股挥之不去的烟草味和职业性的疲惫感，但腰杆却挺得笔直。

    他就是江城日报的首席记者，秦峰。一个在新闻界以写深度社会报道、敢于碰硬骨头而出名的“刺头”。

    “程大律师，什么事这么神秘，非得约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秦峰一屁股坐到程鹤对面，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一口灌下去，像是喝水。

    程鹤笑了笑，没在意他的粗豪。他和秦峰是在之前一桩劳务纠纷的公益诉讼中认识的，彼此都欣赏对方骨子里的那股劲儿。

    “秦记者，找你，自然是有个好故事。”程鹤说着，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叠文件，轻轻推了过去。

    那是一份复印件，纸张的边缘还带着些许墨迹。

    秦峰狐疑地接过来，低头看去。

    第一页，是几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男孩，笑得有些腼腆，眼神清澈。而另一组照片，则是同一个男孩，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面无血色。强烈的对比，让秦峰的眉头瞬间就皱了起来。

    他接着往下翻，那是一页页的手写日记。字迹从一开始的工整清秀，到后来越来越潦草，甚至出现大片的涂抹和泪痕浸染的褶皱。

    “十月十二日，晴。今天李逸又把我的书扔进了厕所，他们都笑我，我不敢告诉老师，也不敢告诉妈妈……”

    “十一月三日，阴。他们给我起了外号叫‘病秧子’，不许任何人跟我说话。我今天一个人吃的午饭，感觉饭都是苦的。”

    “十二月一日，雨。他们把我堵在体育馆的器械室，逼我学狗叫……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日记里涉及个人隐私的部分，被程鹤用黑色的记号笔细心地涂掉了，但剩下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在人的心上。

    秦峰的呼吸变得越来越粗重，他翻页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当他看到最后，看到那些被撕扯的作业本、被恶意涂鸦的校服、以及几段虽然模糊但依旧能看清霸凌场景的手机视频截图时，他那握着文件的手，青筋毕露。

    “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