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家化工厂，在输掉了官司的陆律师死后，在这么多村民的哀嚎和死亡之上，依旧屹立不倒，甚至，据说这几年还扩大了生产规模，成了当地的“纳税大户”、“明星企业”。

    程鹤的胸口，剧烈地起伏了一下。

    他缓缓地闭上眼睛，再睁开时，那双沉寂了许久的、犹如一潭死水的眸子里，终于掀起了一丝骇人的波澜。

    那不是愤怒，也不是悲悯。

    那是一种，找到了猎物的，冰冷而专注的杀意。

    他知道了。

    他的新棋局，就要从这里开始。

    这不仅仅是一个环保公益诉讼，也不仅仅是为了告慰陆家父子的在天之灵。

    这是他，程鹤，向那个盘踞在江城上空，那个看不见的庞大权力集团，递出的第一封，也是最正式的一封……

    投名状。

    程鹤要接手“绿源化工厂”那个陈年烂案的消息，就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江城律师界这片不大不小的池塘里，只激起了一圈微不足道的涟漪，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在江城中心区最高档的写字楼里，几家顶级律所的合伙人，在雪茄的烟雾缭绕中，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饭后谈资。

    “听说了吗？程鹤那个疯子，要去告绿源化工厂了。”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晃着杯子里的威士忌，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优越感和一丝不屑。

    “绿源？十几年前陆远山都没啃下来的硬骨头，他去凑什么热闹？”旁边一个地中海发型的中年男人嗤笑一声，“陆远山当年怎么死的，他忘了吗？那案子背后水深着呢。”

    “还能是为什么？”金丝眼镜弹了弹雪茄灰，“前阵子自己不也差点成了杀人犯嘛，虽然最后无罪了，但名声总归是受了影响。找个这种环保公益诉讼，还是个老大难的案子，去下面村子里演演戏，拍几张照片，博点同情分，修复一下他那个‘为民请命’的人设呗。”

    “说白了，就是赔本赚吆喝。”地中海男人一语道破，“这种案子，难打得要死，取证周期长，因果关系极难认定，就算最后侥幸赢了，赔偿金能有几个钱？村民穷得叮当响，律师费都付不起。图什么？不就图个好名声吗？咱们做律师的，名声是重要，但真金白银才是根本。程鹤啊，还是年轻，太理想主义，也太爱出风头。”

    他们的声音里充满了对一个“不懂行”的后辈的嘲弄和怜悯。在他们看来，法律就是一门生意，一门讲究投入产出比的生意。而绿源化工厂这个案子，无疑是他们眼中最失败的投资，吃力不讨好，还可能惹上一身骚。

    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对于现在的程鹤来说，他要的，早已经不是钱，甚至也不是单纯的名声了。

    ……

    与此同时，距离江城市中心几十公里外的张家湾村，村支书张大山挂断了电话，手里紧紧攥着那台老旧的按键手机，手心全是汗，表情却是一片茫然和怀疑。

    “谁啊，老张？看你这魂不守舍的样子。”旁边一个正在用井水洗菜的婆婆探过头来问道。

    张大山咂了咂嘴，浑浊的眼睛里闪着一丝不敢相信的光：“是……是江城里来的电话，一个叫鹤鸣律所的地方，说……说要帮咱们告那个天杀的化工厂。”

    “又来一个？”一个蹲在墙角抽着旱烟的老汉，闻言吐了口唾沫，满脸都是讥讽，“前前后后来了多少个了？哪个不是拍着胸脯说要帮咱们讨公道，结果呢？要么是收了钱就没了影，要么就是去法院转一圈，灰溜溜地就回来了，屁用没有！我看啊，又是个想来骗钱的。”

    “可……可电话里那姑娘说，他们是‘灯塔基金会’合作的律所，不收咱们一分钱。”张大山的声音有些干涩，“还说，来的是个大律师，叫……叫程鹤。”

    “程鹤？”一个稍微年轻点的村民愣了一下，“这名字我好像在手机上看到过，前阵子那个大案子，就是他打的，厉害得很！”

    “再厉害有啥用？”旱烟老汉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咱们这事，是厉害就能解决的吗？陆律师当年多厉害？不也……唉！”

    一提到陆远山律师，整个场子都安静了下来。那个名字，是村里人心里的一道疤，代表着曾经最大的希望，和最终最深的绝望。

    他们已经被一次次的希望和失望折磨得快要麻木了。这些年，官司打不赢，上访被拦回，记者来了拍几张照片就走，再也没有下文。村子里的人，就像被圈养在一个慢性毒气室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人一个个病倒，死去，却无能为力。

    什么大律师，什么基金会，在他们听来，都像是遥远世界里的传说，跟他们这群被遗忘的人，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关系。

    直到三天后，一辆黑色的越野车，碾过坑坑洼洼的泥泞土路，在一阵剧烈的颠簸后，最终停在了村口那棵枯死的歪脖子老槐树下。

    车门打开，一个穿着简单黑色风衣，身形挺拔的男人从驾驶座上走了下来。

    他没有打伞，任由天空中飘着的、夹杂着化学品酸腐气息的毛毛细雨打湿他的头发和肩膀。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地扫过这个破败的、被死亡阴影笼罩的村庄。

    紧接着，副驾驶的车门也打开了，林晚儿撑着一把伞，快步走到男人身边，想为他遮雨。

    程鹤却只是摆了摆手，示意不用。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股混杂着泥土腥气和刺鼻化学品的气味，瞬间灌满了他的肺部，呛得他忍不住微微皱了皱眉。这股味道，比卷宗里那些冰冷的文字，要来得真实一万倍，也罪恶一万倍。

    村口，三三两两的村民，好奇又警惕地望着这两个不速之客。他们的眼神，像是看着什么珍惜动物，麻木，呆滞，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

    张大山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从人群里走了出来，他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程鹤，声音沙哑地问：“你……你就是程律师？”

    “我是。”程鹤的声音不高，但异常清晰，“从今天起，你们的案子，我接了。”

    没有慷慨激昂的陈词，没有拍着胸脯的保证。

    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用自己的双脚，踏上了这片被污染的、泥泞的土地。

    那一刻，村民们那早已死寂的心里，仿佛被投进了一颗滚烫的石子。他们不知道这个看起来过分年轻、也过分干净的城里律师到底有什么通天的本事，但他们知道，他是第一个，真的愿意亲自走到这个连狗都不愿意多待的地方来的大律师。

    光是这一点，就够了。

    希望，或许真的来了。

    程鹤没有像之前的律师那样，一进村就拿着相机到处拍那些排污管道，或者去河边取一瓶黑乎乎的脏水。

    那些东西，陆远山律师当年做得比谁都多，证据链也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完整。可结果呢？在“符合国家最低标准”这块坚硬的挡箭牌面前，在那些无孔不入的权力操弄之下，所有的证据，都成了一堆废纸。

    程鹤要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他没有住在镇上的宾馆，而是在张大山的帮助下，直接在村里一间空置的旧屋里住了下来。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五人团队。这个团队里，没有律师，只有两名国内顶尖的环境学博士，两名资深的流行病学专家，还有一名专门负责数据分析的助手。

    第二天一早，当村民们还在议论纷纷的时候，程鹤的团队，已经开始了工作。

    他们没有去化工厂附近，而是以村庄为中心，划分出了几十个网格。

    环境学专家带着精密的仪器，开始对每一个网格点的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甚至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进行系统性的采样。他们采集的样本，不是为了简单地证明“有污染”，而是要分析出污染物具体的化学成分、浓度分布，以及它们在不同介质中的迁移和转化路径。

    而程鹤和林晚儿，则带着两名医学专家，开始了更艰苦的工作——挨家挨户地走访。

    “大娘，您别紧张，我们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在一间昏暗的土坯房里，程鹤坐在小板凳上，语气温和得不像那个在法庭上言辞如刀的“狂徒”。

    他对面，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她的丈夫去年因为肝癌去世了。

    “王大哥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舒服的？最早的症状是什么？”程鹤一边问，一边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

    林晚儿则在一旁，用录音笔和摄像机，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妇人浑浊的眼睛里泛着泪光，开始絮絮叨叨地回忆：“他啊，就是前年，老说肚子胀，没力气，以为是干活累的，就没当回事。后来……后来脸都黄了，去镇上一查，医生说是肝上的毛病，晚了……”

    医学专家在一旁仔细地询问：“他平时抽烟喝酒吗？有没有乙肝病史？家里其他人有没有类似的病？”

    一个又一个问题，细致到近乎繁琐。

    他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记录一个“患癌”的结果，而是要为每一个病例，建立一份完整的、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性的、详尽的个人健康档案。

    他们走访了村里所有健在的病人，也走访了所有在过去十年里，因为癌症去世的病人的家属。

    程鹤的笔记本，一页页地被填满。

    “李家，三代人都住在这里，爷爷死于食道癌，父亲死于胃癌，儿子现在肝腹水。”

    “王家，夫妻俩都在化工厂上过班，不到五十，双双查出肺癌。”

    “赵家的小子，才三十五岁，没出过远门，身体一直很好，突然就得了白血病，人说没就没了……”

    每一笔记录，都像一把刀，刻在程鹤的心上。

    他要做的，就是用这些最原始、最真实的数据，去构建一条任何人都无法辩驳的、铜墙铁壁般的因果关系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