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迈克尔摊了摊手，“但我们认为，这是值得的。这就好比淘金，你可能要筛掉一吨的沙子，才能找到几克黄金。但只要你找到了，回报就是巨大的！去年，我们律所代理的一个案子，帮助SEC成功追回了近二十亿美元的罚款，我们的客户，一个普通的会计师，拿到了超过两亿美元的奖金！而SEC为了这个案子付出的所有调查成本，可能还不到五千万美元。你觉得，这笔买卖，划算吗？”

    这番话，让林晚儿的团队陷入了沉思。

    美国的模式，简单、粗暴，但有效。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威力巨大，但也极易伤到自己。

    “那么，关于举报人的保护呢？除了金钱奖励，在身份保密和人身安全方面，你们是如何操作的？”林晚儿继续追问。

    “保护？”迈克尔·罗斯的脸上露出一丝不以为然的表情，“最好的保护，就是让他尽快拿到钱，然后换个身份，去加勒比海的某个小岛上享受人生。至于程序上的保密……说实话，一旦进入了司法程序，想做到完全匿名，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利用法律，在举报人遭到报复时，比如被解雇，为他争取到巨额的赔偿。用钱，来弥补他的一切损失。”

    林晚儿静静地听着，没有再说话。

    她已经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美国的经验，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可能的未来，也照出了其中潜藏的巨大风险。这种将一切都金钱化的逻辑，或许在美国行得通，但如果照搬到人情社会和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中国，后果不堪设想。

    告别了迈克尔·罗斯，团队没有休息，立刻在酒店的会议室里，将所有的访谈内容、数据和观察，整理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加密后，第一时间传回了国内，程鹤的办公桌上。

    报告的结尾，林晚儿加上了自己的判断：美国模式，激励效果显著，但社会成本与道德风险极高，不宜照搬，可借鉴其“将罚没款直接用于奖励”的资金来源思路。

    下一站，德国，柏林。

    与纽约的浮华喧嚣截然不同，柏林显得庄重、严谨，甚至有些刻板。空气中没有金钱的味道，只有历史的厚重感。

    林晚儿团队的拜访对象，是德国联邦司法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君特·施密特先生。

    施密特先生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官员，五十多岁，身材高大，戴着一副严丝合缝的黑框眼镜，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他们的会面，被安排在司法部一间朴素到近乎简陋的会议室里，桌上没有威士忌，只有两壶清水。

    “欢迎，来自中国的客人们。”施密特先生用一种近乎于宣读文件的语调说道，他的英语精准而标准，但没有任何情绪起伏。

    “施密特先生，感谢您的接待。”林晚儿同样用严谨而专业的态度回应。她知道，跟德国人打交道，任何花哨的客套都是多余的，专业和逻辑才是唯一的通行证。

    “我们收到了贵方的大纲。”施密特先生直接进入主题，指了指面前的一份文件，“关于德国的《吹哨人保护法》，你们想了解哪些方面？”

    “我们想了解所有方面。”林晚儿微笑道，“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德国的法律，似乎更侧重于对吹哨人本身的保护，而不是高额的物质奖励。我们想知道，这背后的立法理念是什么？”

    听到这个问题，施密特先生的表情似乎柔和了一丝，他扶了扶眼镜，眼中流露出一丝赞许。

    “很高兴你们注意到了这一点。是的，这正是我们与美国模式最根本的区别。”

    “在德国的法律哲学中，我们认为，揭露违法行为，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Sozialpflicht），而不是一个可以用来牟利的商业机会。国家鼓励这种行为，但更重要的，是履行国家保护其公民的基本义务（Schutzpflicht）。”

    “所以，我们法律设计的核心，不是‘奖励’，而是‘保护’。”

    施密特先生详细地介绍起来。

    “首先，是绝对的身份保密。我们设立了独立于企业和地方政府之外的、多轨并行的举报渠道。吹哨人可以选择向内部渠道举报，也可以直接向外部的联邦专门机构举报。无论他选择哪种，他的身份信息都会被立刻加密，并受到最高级别的数据保护法（Datenschutz）的保护。任何泄露其身份的行为，都将构成严重的刑事犯罪。”

    “其次，是反报复的‘举证责任倒置’。一旦吹哨人举报后，在两年内，如果他遭到了任何不利的对待，比如解雇、降职、调离核心岗位等等，那么，举证责任将完全由雇主承担。雇主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些举措与举报行为之间‘毫无关联’。如果无法证明，就将推定为打击报复，并面临巨额的罚款和赔偿。”

    这番话，让林晚儿团队的所有人都眼前一亮。

    “举证责任倒置”！这简直是为弱势的吹哨人量身定做的、最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那奖励方面呢？”林晚儿追问道。

    施密特先生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表情，他摊了摊手：“奖励方面，我们确实非常保守。法律没有规定明确的奖励比例，只是说，可以根据贡献大小，给予‘适当的’奖励。但在实践中，这个‘适当’的金额，通常都非常有限。因为我们的财政制度规定，罚款必须全额上缴国库，用于公共事业，不能随意地大额度地奖励给个人。我们认为，那是纳税人的钱。”

    “那这是否会影响到吹哨人的积极性呢？毕竟，他们承担的风险是巨大的。”

    “是的，这确实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施密特先生坦诚地承认，“积极性不高，尤其是那些涉及巨大利益集团的、风险极高的举报，确实比较少见。很多人宁愿选择沉默，也不愿去冒那个险。我们也在讨论，是否要适度地提高奖励额度，但在议会里，始终有巨大的争议。我们德国人，对于用金钱来衡量正义，总是抱着一种天然的警惕。”

    这次会谈，再次给了林晚儿巨大的启发。

    德国模式，严谨、周全，充满了对个体尊严和权利的尊重，尤其是在程序设计上，堪称典范。但它又因为过于理想化和保守，导致了激励不足的现实困境。

    它就像另一面镜子，照出了美国模式的不足，也暴露了自己的短板。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林晚儿带领团队，马不停蹄地飞往了英国、法国、甚至日本和韩国，与当地的立法者、法官、非政府组织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每一场会谈，每一次思想的碰撞，都像是在为他们打磨那把来自中国的、尚未成型的钥匙。

    她不再是那个跟在程鹤身后，默默做着笔记的小助理。在这些国际顶级的法律精英面前，她自信、从容，提出的问题切中要害，展现出的专业素养和卓越的社交能力，为她的团队赢得了尊重和宝贵的合作机会。

    她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一个月后，当林晚儿带着厚厚几大箱资料和一身风尘仆仆回到京州时，她的眼神，比出发前更加明亮，也更加坚定。

    还是那间熟悉的庄园会议室。

    但这一次，林晚儿不再是听众，而是站在了讲台的中央。

    台下，坐着程鹤和整个“立法推动智库”的所有核心成员，包括德高望重的高远教授，和务实审慎的李建国司长。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年轻的女律师身上。

    林晚儿深吸了一口气，打开了投影。

    没有多余的寒暄，她用清晰、流利的英语，开始了她的汇报演讲。之所以用英语，是因为她引用的许多原始法条、案例和数据，用英语来表达，才最精准，也最能体现这次跨国研究的专业性。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one month of intensive research across six countries, my team has concluded that no single country's model can be perfectly transplanted to China. However, by analyzing thei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we can forge a path that is uniquely our own.”

    她的声音，自信而沉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回响。

    她首先展示了美国模式的利弊，用详实的数据图表，清晰地呈现了“重赏”带来的强大激励和“职业举报人”泛滥的司法困境。

    “The American model, in essence, is a bounty hunting system. It's effective, but it's brutal. It turns justice into a commodity, which fundamentally conflicts with our legal culture.”

    接着，她又将镜头切换到德国，详细剖析了德国模式在程序正义和人权保护上的先进之处，以及其在激励机制上的明显短板。

    “The German model, on the other hand, is a system of protection. It's righteous, but it's passive. It respects the whistleblower's dignity but fails to sufficiently ignite their cou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