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年，情况完全变了。

    “张代表吗？我是咱们红星机械厂退休的，我给您打个电话，就是想问问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对，《吹哨人保护法》，这个法，今年人代会能提吗？我们院里几个老哥们都盼着呢！”

    “您好，张代表，我是在网上给您留过言的那个小李。我就是想说，这个法案，太重要了！我们年轻人不怕加班，不怕辛苦，就怕说了句真话，回头工作就没了。您在会上，一定得替我们说说话啊！”

    电话，一个接一个。

    而比电话更夸张的，是信件。

    邮局的投递员，从最开始的一天送一小捆，到后来的一天送一大摞，再到最后，干脆直接用邮政的麻袋装。张建国的助理小王，每天光是拆信、分类，就要花掉大半天的时间。

    这些信，来自他选区的各个角落。有字迹工整、用词考究的钢笔信，一看就是老教师、老干部写的；有打印出来、逻辑清晰的A4纸长信，来自那些关心时政的白领和大学生；更多的，是那种用圆珠笔，在普通的信纸、甚至作业本上写就的，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朴实和恳切的信。

    他们或许连“吹哨人”这个词都念不标准，但他们都用最直白的话，表达着同一个意思：不能让好人吃亏。

    张建国一封一封地看。

    他看到一位纺织厂的女工在信里写：“俺们车间的主任，老是把快过期的防火材料当新的用，俺们都害怕，可谁敢说啊？说了，明天就让你去看仓库，一个月就那点死工资，谁家没老没小的，都指着这点钱过日子呢。”

    他看到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技术员写道：“我们公司的一个项目，数据明显有问题，报上去领导就压着，还找我谈话，说我太年轻，不懂事。我怕了，我不敢再说了。张代表，我觉得自己特窝囊。”

    这些信，就像一柄柄重锤，一下，又一下，敲打在张建国的心上。

    他知道，那些反对这部法律的人，都是些什么人。那些大企业的代表，那些利益集团的喉舌，他们嘴里说的，永远是“营商环境”、“经济活力”、“防止恶意举报”。他们能把一件简单的是非题，包装成一道极其复杂的、需要精妙平衡的利益计算题。

    在京城，在那些富丽堂皇的会议室里，张建国听过太多次那样的论调。有时候，听得多了，连他自己都会产生一丝动摇：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复杂？是不是，真的需要再等等，再研究研究？

    可现在，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信件，听着电话里那些一声声恳切的“拜托了”，张建国觉得，事情，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他手中的那一票，沉甸甸的。

    它不属于他自己，也不属于任何一个试图用利益来收买它的团体。

    它代表的，是那几百万工人兄弟，是那些在电话里声音发颤的母亲，是那些在信里写下“窝囊”二字的年轻人。

    它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

    同样的情形，在全国各地，无数个人大代表的办公室里，同步上演着。一股由下而上的、汹涌澎湃的民意洪流，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刷着固有的利益格局。

    那些原本还在摇摆、还在顾及大企业利益的人大代表们，在这股洪流面前，不得不停下脚步，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他们比谁都清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

    京城，全国人大法工委所在地。

    一间气氛肃穆的大会议室里，一场决定着《吹哨人保护法》最终命运的草案意见征求会，正在进行。

    这是最后一次。

    过了今天，草案的最终版本就将定稿，提交常委会进行最终的审议表决。

    长条形的会议桌两侧，泾渭分明地坐着两派人马。

    一侧，是以几家国内顶尖的互联网公司、大型制造企业和医药集团的法务总监、副总裁为首的反对方。他们个个西装革履，神情倨傲，面前摆放着厚厚的资料，仿佛胜券在握。

    另一侧，则是以程鹤为首的支持方。他今天没有带律师团，身边只坐着两位国内顶尖的行政法和宪法学泰斗。程鹤依旧是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偶尔会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声响。

    会议室的上首，坐着法工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他们神情严肃，目光在两边来回扫视。

    会议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反对方的陈述，一如既往地“精彩”。

    “我们坚决拥护国家的法治建设，但我们必须警惕，一部出发点良好、但设计存在缺陷的法律，可能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一位来自知名电商平台的副总裁，言辞恳切，痛心疾首，“一旦打开了‘恶意举报’的潘多拉魔盒，企业将疲于应对，正常的经营秩序将受到严重干扰！这最终损害的，是全体国民的利益！”

    “我同意王总的看法。”旁边一位医药集团的代表接过话头，他推了推金丝眼镜，慢条斯理地说道，“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通过完善企业内部的监督和沟通渠道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将所有矛盾都推向社会，推向司法。法律，应该是最后的救济手段，而不应该成为常规武器。这会极大地增加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

    他们的发言，引经据典，数据详实，从宏观经济到企业管理，从法律风险到社会成本，听上去无懈可击，充满了理性的光辉。

    坐在他们对面的程鹤，始终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他嘴边甚至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那笑意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

    这些话，他听了一年，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套说辞。把个体的正义诉求，偷换概念，打成“社会成本”；把企业的违法行为，粉饰成“经营风险”；把吹哨人可能遭受的灭顶之灾，轻描淡写成“个别现象”。

    终于，反对方的陈述告一段落。

    主持会议的法工委领导，将目光投向了程鹤这边：“程律师，还有支持方的各位专家，你们有什么意见？”

    程鹤身边的两位法学泰斗，刚准备开口，从专业的角度进行驳斥。

    程鹤却轻轻抬手，制止了他们。

    他环视了一圈会场，目光最终落在了旁听席上。那里，坐着来自各行各业的十几位全国人大代表。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这安静的会议室里，却异常清晰：“主任，各位领导。法理的辩论，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年。今天，我想，或许我们可以听一听，来自人民代表的声音。”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了旁听席。

    那些西装革履的反对派们，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不屑。在他们看来，这些所谓的“人民代表”，尤其是那些来自基层的，懂什么复杂的法律博弈？无非就是说几句空洞的口号罢了。

    法工委的领导沉吟片刻，点了点头：“好。哪位代表愿意发表一下看法？”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缓缓地站了起来。

    是张建国。

    他今天穿了一身半旧的深蓝色西装，看得出来，是特意为了这个场合准备的，但依旧掩盖不住他身上那股常年和机器、和工人兄弟们打交道所沉淀下来的朴实气息。他的手，很大，骨节分明，此刻正有些紧张地捏着面前的矿泉水瓶。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那些企业高管的眼神里，带着审视和一丝轻蔑。

    张建国清了清嗓子，他一开口，一股带着浓重北方口音的普通话，就在这间充斥着精英气息的会议室里回荡开来。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还有……各位大老板。”

    他的开场白，让反对方那边几个人忍不住交换了一个讥诮的眼神。

    “俺……我，叫张建国，是代表我们那疙瘩几百万产业工人的。”他有些不习惯这种场合，但还是努力让自己的腰杆挺得笔直，“我没念过多少书，也不懂你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营商环境’啊，‘社会成本’啊，这些大学问。”

    他的话，很实在，实在得有些“土”。

    “我就想给大家，讲个事儿。我们厂里，一个真事儿。”

    张建国顿了顿，仿佛陷入了回忆，眼神也变得有些悠远。

    “我们厂里头，有个老师傅，叫李宝田。五十多岁了，干了一辈子钳工，手上那活儿，绝了。人也老实，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见了谁都笑呵呵的。大家都喊他‘老实人老李’。”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只有他那带着口音的声音在回响。程鹤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静静地听着。他知道，真正的好戏，要开场了。

    “去年，厂里新进了一批机床。老李是老师傅，车间让他带头调试。没两天，他就看出了问题。那批机床，有个零件的强度不够，高速运转的时候，有崩裂的风险。你们知道，我们那车间，都是重型机械，那玩意儿要是崩了，跟个炮弹没啥区别，是要出人命的！”

    张建国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一些，带着一丝后怕。

    “老李当时就急了，赶紧跟车间主任汇报。主任嘴上说知道了知道了，可一扭头，就跟没事人一样。为啥？因为那批机床是主任的小舅子联系的，他拿了回扣。这事儿，车间里的人，心里都有数，但没人敢说。”

    “老李是个犟脾气，他觉得这事儿关乎人命，不能含糊。他又去找分管安全的副厂长，写了书面报告。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

    张建国说到这里，捏着矿泉水瓶的手，指节都有些发白。

    “第二天，老李就被调离了钳工组，让他去看仓库。你们想啊，一个干了一辈子技术的老师傅，让他去看仓库，那不是埋汰人吗？接着，厂里就开始传，说老李脑子有问题，看谁都不顺眼，故意找茬。以前跟他关系好的工友，见了他也躲着走，怕被连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