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南滨市下了开春以来第一场像样的雨。

    雨是后半夜开始下的，淅淅沥沥敲着瓦片，到清晨也没停。青石板路被洗得泛着幽光，街边梧桐树刚冒出嫩芽，让雨水一打，蔫蔫地耷拉着。空气里有股子霉味混着泥土腥气——这是南方春天特有的味道，黏糊糊的，往人衣服里钻。

    方青推开派出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刚好七点半。屋里烟雾缭绕，几个值夜班的民警正围着煤炉烤馒头片，见她进来，动作都顿了顿。

    “方队这么早？”说话的是老民警王建国，五十来岁，警服袖口磨得发亮。

    “昨晚那起死亡案，材料在哪？”方青脱掉湿漉漉的雨衣，挂在门后。水滴顺着衣角落下，在水泥地上洇开一小滩。

    王建国从桌上翻出个牛皮纸文件夹递过来，嘴里嚼着馒头，含糊不清地说：“裁缝店那个？走访完了，没啥问题。李建国，四十二岁，个体户，昨晚八点左右突发心脏病，人没送到医院就没了。”

    方青翻开文件夹。两页手写的询问笔录，字迹潦草，像小学生作文。

    第一页是死者妻子周玉梅的陈述：晚上七点五十，丈夫说胸口闷，她扶他到床上躺下，倒水的功夫，人就不行了。邻居帮忙抬到卫生院，医生看了看瞳孔，摇摇头。

    第二页是邻居证词：听见周玉梅喊人，大家跑去帮忙，李建国当时“脸白得像纸”，“嘴唇发紫”。

    “现场照片呢？”方青问。

    王建国愣了愣：“心脏病死的，拍啥照片啊……不过老陈去看了，说没啥异常。”

    “老陈”是陈国栋，派出所里干得最久的老民警，再有两年退休。

    方青合上文件夹：“死者现在在哪？”

    “搁卫生院的太平间，等着家属办手续呢。”王建国看着她，“方队，这案子……有啥问题吗？”

    “不知道。”方青实话实说，“就是觉得太干净了。”

    太干净了。一起突然死亡，从发病到处理，顺理成章得像是按剧本演的。笔录里连个错别字都没有——寻常百姓做笔录，总会有几处涂改，有几句话说得颠三倒四。周玉梅的陈述却逻辑清晰，时间线明确，连“七点五十”这种具体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

    方青重新穿上雨衣：“我去现场看看。”

    “哎，我陪你去——”

    “不用，你们接着吃。”

    雨比刚才小了些，成了毛毛雨丝。方青推着那辆二八杠永久自行车，拐进派出所后面的小巷。车轮碾过青石板，溅起细小的水花。

    裁缝店在前进路十七号，离派出所不过两条街。那是片老街区，民国时期的骑楼，楼上住人，楼下开店。这些年个体经济刚冒头，临街的住户把门脸儿一改，就成了小卖部、理发店、裁缝铺。

    十七号的门脸窄，宽不过三米。一块木招牌挂在门楣上，“玉梅裁缝店”五个红漆字，雨一淋，红得像要滴血。卷帘门半拉着，露出里面一小截柜台。

    方青把车靠在墙边，弯腰钻进卷帘门。

    店堂里光线很暗，只有靠墙一盏十五瓦灯泡亮着。大约十来个平方，收拾得异常整洁。左边墙挂着几件做好的衣服，用白色防尘罩罩着；右边是布料架子，一卷卷料子码得整整齐齐。正中是个玻璃柜台，里面摆着线轴、扣子、划粉之类的零碎。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樟脑丸味道，混着熨斗熨烫布料时特有的焦香。

    一个穿深蓝色棉布旗袍的女人从里间走出来，手里端着个搪瓷脸盆。

    “今天不营业。”女人说，声音平静，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方青打量她。四十上下，身材瘦削，头发在脑后盘成髻，一丝不乱。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有点肿，大概是哭过——但又不确定，因为那眼睛里没有悲痛，只有一片深潭似的平静。

    “我是市公安局的方青。”方青出示证件，“关于你丈夫的事，有几个问题想再了解一下。”

    周玉梅把脸盆放在柜台上，盆里是半盆浑水，漂着几缕棉线。她擦了擦手，动作很慢，像是每个关节都需要仔细思考才能移动。

    “该说的，昨晚都跟派出所同志说过了。”她说。

    “例行程序，理解一下。”方青语气温和，眼睛却没离开周玉梅的脸，“能看看你丈夫昨晚倒下的地方吗？”

    周玉梅沉默了几秒，转身撩开通往里间的布帘：“这边。”

    里间比店堂更小，是个兼作卧室和工作室的房间。靠窗摆着台蝴蝶牌缝纫机，机头上还卡着半件没做完的衬衫。一张双人床靠墙放着，铺着洗得发白的蓝格子床单。床边有张方凳，凳子上放着个玻璃杯，杯底剩着一点凉白开。

    “他就倒在这儿。”周玉梅指着床沿，“我扶他躺下，去倒水，回来他就不行了。”

    方青走到床边。床单很平整，没有挣扎的痕迹。枕头摆放端正，连褶皱都像是精心整理过。

    “你丈夫以前有心脏病史吗？”

    “没有。”周玉梅顿了顿，“但他这两年常说胸口闷，我叫他去医院看看，他不肯。说浪费钱。”

    “昨晚吃饭时有什么异常吗？”

    “和平时一样。炒了个青菜，蒸了腊肉，吃了两碗饭。”周玉梅的叙述像背书，“吃完饭他说累了，想早点睡。刚躺下就说闷，然后……”

    她没说完，但意思到了。

    方青在房间里走动。缝纫机旁的废料筐里堆着碎布头，桌上摆着几本裁剪书，墙上有个月历，翻到三月那一页。三月十一号那天，用铅笔画了个小圈——昨晚。

    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让人不安。

    “我能用一下厕所吗？”方青突然问。

    周玉梅显然没料到这个问题，怔了怔才指向布帘另一侧：“外面，楼梯后面。”

    方青走出店堂，拐进楼梯间的阴暗角落。所谓厕所，其实就是个蹲坑，用木板隔出个一米见方的小间。味道不太好，但还算干净。

    她没有上厕所，而是借着昏暗的光线，仔细看着墙壁。

    老房子的墙面刷了石灰，年久失修，裂了好几道缝。在齐腰高的位置，有一处裂缝的边缘颜色有点深——不是水渍，更像是……血迹？时间很久了，已经变成暗褐色，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方青伸出手指摸了摸。石灰墙面粗糙的触感。

    “方队长？”

    周玉梅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方青心里一跳，转过身时脸上已经恢复平静。

    “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周玉梅说，眼睛扫过那处墙面，“墙老是裂，一下雨就渗水。”

    “是啊。”方青顺着她说，“老房子都这样。好了，不打扰你了，节哀顺变。”

    走出裁缝店时，雨已经停了。街上开始有人走动，自行车铃叮铃铃响。对面杂货店的大妈正拆下门板，看见方青从裁缝店出来，动作慢了下来，眼神里带着探究。

    方青推着自行车，没马上走。她在街对面站了会儿，看着裁缝店那半拉着的卷帘门。

    门里，周玉梅的身影在柜台后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方队！”

    方青回头，看见陈国栋骑着辆破自行车过来，车篮里晃荡着个铝饭盒。老民警六十来岁，背有点驼，但眼睛还亮得很。

    “您怎么来了？”方青问。

    “听说你来现场了，过来看看。”陈国栋支好自行车，摸出包经济烟，抖出一根点上，“怎么样，看出啥了？”

    “太干净了。”方青重复早上的话。

    陈国栋嘬了口烟，缓缓吐出来：“是啊，太干净了。我干了一辈子警察，突发死亡见多了。哪家不是哭天抢地、手忙脚乱的？这周玉梅倒好，丈夫昨晚刚死，今早店里收拾得跟没人住过似的。”

    “您昨晚来看现场时，有什么发现吗？”

    陈国栋想了想：“死者躺在里间床上，穿着……嗯，穿着件旗袍。”

    方青愣住：“旗袍？”

    “对，深紫色的，绸缎料子。”老民警眯起眼睛，“我当时就觉得怪。一个大老爷们，死的时候穿着旗袍？问他老婆，说是刚做好的，他试穿看看合不合身。”

    “然后呢？”

    “然后就没然后了。”陈国栋弹了弹烟灰，“人已经硬了，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晚上八点到九点之间。脖颈处有些红痕，但心脏病突发时，人挣扎抓挠脖子也正常。”

    红痕。

    方青想起刚才在厕所墙上看到的暗褐色痕迹。

    “陈师傅，”她压低声音，“您觉得，这案子要不要往深里查查？”

    陈国栋没马上回答。他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蒂扔进水洼里，滋的一声。

    “查吧。”老民警说，声音很轻，“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那件旗袍在滴血。醒来一想，李建国脖子上那红痕……形状太整齐了，不像是自己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