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看着方青：“但你要有心理准备。这周玉梅在街上口碑不差，手艺好，话少，从不跟人红脸。她丈夫李建国，表面上也是个老实人——当然，关起门来什么样，谁知道呢。你要查，街坊邻居未必配合。”

    “我明白。”

    “还有，”陈国栋推起自行车，准备离开，“去卫生院太平间看看尸体。别看笔录，看真人。死人会说活人说不出口的话。”

    方青看着老民警佝偻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转身又看了一眼裁缝店。

    卷帘门不知什么时候完全拉下来了。十七号的门脸像闭上了眼睛，沉默地站在一片骑楼中间。

    她骑上自行车，朝卫生院方向去。车轮碾过湿漉漉的街道，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裤脚。

    春天的南滨市，清晨气温只有七八度。方青却觉得后背渗出细细的汗。不是热的，是那种闻到危险气味时，身体本能的警觉。

    一件旗袍。整齐的红痕。过于冷静的亡人妻子。

    还有墙上那处暗褐色的、像血迹一样的痕迹。

    自行车拐进卫生院大门时，方青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念头：如果李建国不是突发心脏病死的，那么周玉梅今早端出来的那盆浑水，是在洗什么？

    这个念头像根刺，扎进心里就拔不出来。

    太平间在卫生院最后面，是间低矮的平房。看门的老头正坐在门口打瞌睡，听见脚步声才睁开眼。

    “市公安局，来看李建国的尸体。”方青出示证件。

    老头慢吞吞地摸出串钥匙，打开铁门。一股福尔马林混着霉味的冷气扑面而来。

    尸体停放在最里面那张铁床上，盖着白布。方青掀开布，露出死者的脸。

    李建国，四十二岁，中等个子，偏瘦。脸色是死人才有的灰白，嘴唇微微张着，能看到里面发黄的牙齿。脖子上确实有几道红痕，从左耳下方一直延伸到锁骨——正如陈国栋所说，太整齐了，像是被什么带子勒过，又不太像。

    方青戴上手套，轻轻扳动死者的头部。颈后的红痕更明显，呈条状，宽度大约两厘米，边缘清晰。

    这绝不是挣扎时自己抓挠能形成的痕迹。

    她的目光向下移，落在死者穿着的衣服上。

    深紫色绸缎旗袍，盘扣一直扣到脖颈。布料是上好的杭绸，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幽暗的光泽。做工精细，针脚密实，领口处绣着缠枝莲纹——是周玉梅的手艺，毫无疑问。

    但一个男人，试穿旗袍，会连盘扣都扣得一丝不苟吗？

    方青凑近了些。领口内侧，靠近脖颈皮肤的位置，布料颜色似乎比别处深一点。不是污渍，更像是……被什么液体浸染过？

    她从随身的勘查包里取出镊子和证物袋，小心翼翼地夹起领口边缘。一点点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白色粉末粘在镊子尖上。

    “师傅，这衣服送来后，有人动过吗？”方青问看门老头。

    老头摇头：“直接推过来的，布一盖，谁动它干啥。”

    方青把粉末装进证物袋，封好，写上标签。做完这些，她重新盖好白布，站在铁床边沉默了一会儿。

    福尔马林的气味刺激着鼻腔。昏暗的灯光下，白布下的人形轮廓显得格外突兀。

    “死人会说活人说不出口的话。”陈国栋的话在耳边响起。

    方青转身走出太平间。外面天光大亮，雨彻底停了，云层裂开几道缝，漏下些许阳光。

    她骑上自行车，没有回派出所，而是拐向了市局技术科的方向。

    车轮飞快地转动着。街景在眼前掠过：挑着担子卖菜的小贩，拎着铝饭盒上班的工人，百货公司门口排长队等开门的人群——一九八四年春天的南滨市，正在缓慢地苏醒。

    方青脑子里却全是刚才看到的画面：整齐的红痕，深紫色的旗袍，领口内侧可疑的粉末。

    还有周玉梅那双深潭似的眼睛。

    自行车驶过前进路口时，她下意识地朝十七号方向看了一眼。

    裁缝店的卷帘门仍然紧闭着。但在二楼那扇小窗户后面，似乎有个人影一闪而过。

    是周玉梅吗？她在看什么？或者说，她在等什么？

    方青握紧车把，加快了蹬车的速度。

    技术科在市公安局后院的三层小楼里。方青直奔二楼化验室，敲开门时，陆明正对着显微镜看切片。

    “稀客啊方队。”陆明抬起头，推了推眼镜，“这么早，有活儿？”

    方青把证物袋放在工作台上：“帮我验一下这个。从一具尸体衣服上取的。”

    陆明接过袋子，对着光看了看：“粉末？哪来的尸体？”

    “前进路裁缝店，李建国，昨晚突发心脏病死的。”方青顿了顿，“但我觉得不像心脏病。”

    陆明挑了挑眉，没多问，转身开始准备试剂。她是那种典型的理工科思维，只信数据和证据，对猜测和直觉保留意见。

    方青靠在门框上，看着窗外。院子里的木棉树开花了，鲜红的花朵在枝头燃烧，像一簇簇小火苗。

    “陆明，”她突然开口，“如果你丈夫死了，你会是什么反应？”

    陆明头也不回：“那得看是怎么死的。如果是意外，我会哭。如果是仇杀，我会报警。如果是病故……”她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身，“你怀疑那个寡妇？”

    “她太冷静了。”

    “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悲伤是往外倒的，有的人是往肚子里咽的。”陆明说，语气平静，“不过你说的这个案子……我昨晚听值班的小刘提了一嘴。他说死者送来时，穿的是旗袍。”

    “你也觉得奇怪？”

    “奇怪，但也不是不能解释。”陆明继续调配试剂，“也许人家夫妻有什么特殊癖好呢？这年头，什么怪事没有。”

    方青没说话。她想起周玉梅端出来的那盆浑水，想起墙上暗褐色的痕迹，想起太平间里那件扣得严严实实的旗袍。

    太多的细节，太多的不对劲。它们像散落的珠子，缺少一根线串起来。

    “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她问。

    “最快下午。”陆明把证物袋里的粉末倒进试管，液体立刻泛起细小的气泡，“你这粉末哪儿取的？”

    “旗袍领口内侧。”

    陆明动作顿了顿，镜片后的眼睛闪过一道光：“领口内侧……接触皮肤的位置？”

    “对。”

    两人对视了一眼。有些话不用说出来，职业敏感让她们同时想到了某种可能性。

    “我会尽快。”陆明说，语气比刚才严肃了些。

    方青离开技术科，回到自己办公室。桌上堆着好几份待处理的文件，她没心思看，拉开抽屉，取出个笔记本。

    翻开新的一页，她写下日期：1984年3月12日。

    然后是关键词：李建国，周玉梅，裁缝店，突发心脏病，旗袍，红痕，粉末。

    写到这里，她笔尖停了停，又加了一句：墙上疑似血迹，盆中浑水。

    合上笔记本，方青走到窗前。市公安局大院正对着一条主街，上班高峰已过，街上行人稀疏。几个老太太拎着菜篮子慢悠悠地走着，路边修自行车摊的师傅正给车胎打气。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