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卫生院出来，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街道上空荡荡的，只有几盏路灯孤零零地亮着，在地上投下昏黄的光晕。

    方青没让陈国栋送，自己推着自行车慢慢往回走。夜风很凉，吹在脸上像细小的针。她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小芬恐惧的眼神，一会儿是周玉梅平静的脸，一会儿是那个叫小娟的女孩在月光下缝纫的身影。

    回到家，屋里黑着灯。父亲应该早睡了。她轻手轻脚地开门，换鞋，走到自己房间。

    没开灯，就在黑暗里坐着。

    窗外的月光很亮，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清冷的光。方青看着那片光，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周玉梅的日记。

    审讯时她说过，十五年，每天都像在地狱。那些日记里，会不会有更多线索？关于红棉会，关于周红梅，关于那些“帮助”？

    方青站起来，打开台灯，从抽屉里拿出周玉梅日记的复印件——原件作为证据已经封存了，这是她之前复印的一份。

    她重新翻开。

    1969年3月15日：“今天父亲说，给我定了门亲事。是服装厂的李建国。我没见过他，但父亲说，人老实，有工作，嫁过去饿不着……”

    字迹很工整，透着年轻女孩对未来的期待。那时候的周玉梅，大概以为婚姻是条出路，能让她离开那个贫穷的家。

    往下翻。结婚初期的记录很简短，多是些生活琐事：今天买了什么菜，做了什么衣服，收了多少钱。但从1970年开始，字里行间开始透出压抑。

    1970年5月12日：“建国今天又发脾气了。因为我把缝纫机声音开得太大。他打了我一巴掌，耳朵嗡嗡响。我不敢哭，哭了打更狠……”

    这是第一次提到被打。

    1971年8月23日：“他又打我了。这次是因为我把他的衬衫熨糊了。其实不是我，是熨斗坏了。但我说什么都没用。胳膊上青了一大块，明天还得穿长袖，不能让人看见。”

    方青的手顿了顿。她想起在刘秀英家看到的那些照片，那些伤痕的照片，每一张都写着日期。原来每个被打的女人，都在用某种方式记录着。

    继续翻。

    1973年12月5日：“怀孕了。建国说，生个儿子就好，生女儿就扔了。我怕。夜里做梦，梦见孩子没了。”

    1974年的日记明显少了，可能是孕期反应大，也可能是别的原因。到了1975年1月8日，只有短短一行：

    “孩子没了。是个女孩。建国推了我，我从楼梯上滚下去。疼，浑身都疼。孩子出来时还有气，但他不让我抱……”

    方青闭上眼睛。尽管已经知道这件事，但再读一遍，还是觉得心里堵得慌。

    她强迫自己继续看。1975年到1980年，日记断断续续，有时候几个月才写一句。内容越来越简短，情绪越来越麻木。

    1980年8月：“他说要离婚，跟茶馆那个小服务员好上了。我没说话。离了婚，我住哪？”

    1982年3月：“旗袍生意好了，我能养活自己了。但他把钱都拿走了，一分不留。”

    1983年10月：“他又打我了。因为我说想搬出去住。这次打断了肋骨，躺了半个月。周大姐来看我，哭了。她说，对不起，帮不了我。”

    周大姐。周红梅。

    方青翻到最后一篇，1984年3月1日：“木棉花要开了。该做个了断了。十五年了，够长了。”

    就这些。

    但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方青把日记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一页一页地看。突然，她发现一件事。

    从1975年孩子死后，到1983年被打断肋骨，这八年间，周玉梅的日记里从没提过寻求帮助。没提过去妇联，没提过报警，没提过告诉任何人。

    可她在审讯时说：“我去过妇联，报过警，可有什么用呢？”

    矛盾。

    方青皱起眉头。要么是周玉梅说谎，要么是……她说的“去过妇联”不是通过正常渠道？

    她想起周玉梅提到周红梅时说的：“周大姐说可以帮我。但她又说，没证据，离婚难。是啊，谁看见他打我了？关起门来的事，说出来也没人信……”

    所以周红梅是知道周玉梅处境的，但帮不上忙。

    那为什么后来又能“帮”了？

    方青的视线落在1983年10月那篇日记上：“周大姐来看我，哭了。她说，对不起，帮不了我。”

    帮不了。但三个月后，周玉梅开始策划谋杀。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方青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在墙上晃动。

    她需要更多信息。关于周红梅，关于红棉会，关于那些“帮助”的方式。

    突然，她想起一件事。

    白天在刘秀英家找到的那个扣子，检验结果应该出来了。

    她看了看表，夜里十二点半。陆明可能已经睡了。但她等不及了。

    方青穿上外套，轻轻开门出去。父亲房里传来均匀的鼾声，她松了口气，蹑手蹑脚地出了门。

    深夜的街道更冷了。她蹬上自行车，往市局方向骑。车轮碾过湿漉漉的路面，发出沙沙的声响。

    市局大院静悄悄的，只有值班室还亮着灯。方青停好车，直接去了技术科。

    没想到，技术科的灯也亮着。

    她推门进去，陆明正趴在显微镜前，听见声音抬起头，眼睛熬得通红。

    “你怎么来了？”陆明揉了揉眼睛。

    “睡不着。扣子检验结果出来了吗？”

    “刚出来。”陆明从桌上拿起份报告，“你自己看。”

    方青接过报告。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图表，她直接看结论：

    “扣子为普通白衬衫纽扣，棉质，常见款式。但缝线特殊，为医用缝合线，型号3-0，常用于外科手术。”

    医用缝合线？裁缝用医用缝合线缝扣子？

    “不奇怪。”陆明看出她的疑惑，“有些老裁缝会用医用线，因为结实。但这根线很新，最多用了一两个月。”

    “能查出来源吗？”

    “难。”陆明摇头，“全市医院、卫生院、诊所，用这种线的地方多了去了。不过……”

    “不过什么？”

    “我查了这根线上的残留物。”陆明指着报告上一行数据，“除了常见的灰尘、皮屑，还有微量的苯巴比妥成分。”

    方青心里一震：“确定？”

    “确定。虽然量很少，但确实有。”陆明说，“而且，我还发现了一样东西。”

    她从抽屉里拿出个小玻璃片，放在显微镜下：“你来看看。”

    方青凑过去。显微镜里是一小段纤维，放大了几十倍，能清楚地看到结构。

    “这是什么？”

    “蚕丝纤维，但经过特殊处理。”陆明说，“我用试剂测了，上面有氰化物残留，还有几种缓释剂。和你从李建国旗袍上取下的样本成分一致。”

    方青直起身，看着陆明：“所以这个扣子……”

    “很可能来自那个制毒的人。”陆明说，“或者至少，接触过那些毒药。”

    制毒的人。王志刚？药剂科主任？

    “还有一件事。”陆明压低声音，“我偷偷查了王志刚最近半年的行踪记录。你猜怎么着？”

    “怎么？”

    “每个月初，他都会去一次郊区纺织厂卫生院，说是‘技术指导’。但纺织厂那边说，他去了就是开个会，然后就不见人影了。”

    纺织厂。刘秀英工作的地方。

    “什么时候开始的？”

    “去年十月。”陆明说，“正好是那几起‘意外死亡’开始的时候。”

    方青感觉后背发凉。如果王志刚就是那个提供毒药的人，周红梅就是组织者，那红棉会就是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

    可动机呢？周红梅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是妇联副主任，按理说应该帮助妇女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而不是……

    “方青，”陆明轻声说，“你觉得，周红梅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

    “正确的事？”

    “替天行道。”陆明说，“那些家暴的男人，法律管不了，社会管不了。她就用自己的方式来管。”

    方青沉默了。她想起周玉梅说的那些话：“方队长，您信吗？您办过这么多家暴案子，有几个男人真进去了？”

    是啊，有几个？拘留几天，教育几句，放出来，变本加厉。

    如果她是那些女人，会怎么选？

    “陆明，”她突然问，“如果你是周玉梅，你会怎么做？”

    陆明愣了一下，想了想：“我不知道。但我大概能理解她为什么那么做。十五年……太长了。”

    十五年。每天活在恐惧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挨打，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

    方青想起自己的母亲。也是家暴，也是忍，最后死在父亲手里。

    如果当时有人能帮母亲……

    她摇摇头，赶走这些念头。她是警察，不能这么想。

    “扣子的事，先保密。”方青说，“明天我去找周红梅。”

    “直接找？不怕打草惊蛇？”

    “我有分寸。”

    从技术科出来，方青没回家，去了档案室。她需要更多关于周红梅的信息。

    管档案的老赵头不在，夜班是个年轻小伙子，认识方青，没多问就让她进去了。

    周红梅的档案在干部管理那一栏。方青找到她的档案袋，抽出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