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红梅，女，1940年出生，南滨市人。1962年毕业于省师范学校，分配到市妇联工作。1965年结婚，丈夫王志刚，市人民医院医生。有一个儿子，1970年出生，现在省城读高中。

    工作履历很干净：妇联干事、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主任。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

    看起来是个典型的优秀干部。

    但方青注意到一件事：周红梅的父亲一栏写着“周国栋”，职业“裁缝”。

    裁缝？周玉梅的父亲也是裁缝。两人是远房表姐妹，看来是有渊源的。

    继续翻，在家庭情况一栏，有一行小字备注：“1968年，其母因病去世。1972年，其妹周玉兰意外身亡。”

    周玉兰？方青心里一动。这个名字没见过。

    她翻到后面，附了一份简单的事故报告复印件：

    “1972年5月15日，周玉兰（女，25岁）于家中死亡。经调查，系其丈夫张建国酒后施暴所致。张建国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周玉兰。周红梅的妹妹。被丈夫打死。

    方青感觉呼吸一窒。她盯着那份报告，看了很久。

    1972年。十二年前。周红梅的妹妹被家暴致死，凶手判了七年。

    七年。一条命，换七年。

    她突然明白了。

    周红梅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帮”那些女人。因为她自己的妹妹就是受害者，而法律只给了那个男人七年。

    七年之后呢？出狱，重新开始。可她的妹妹再也回不来了。

    方青合上档案，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她仿佛看见十二年前的周红梅，站在妹妹的尸体前，看着那个只判了七年的男人，心里想着什么。

    是不是从那时起，她就对法律失望了？

    是不是从那时起，她就觉得，有些事情，得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

    档案室很安静，只有钟表的滴答声。方青坐在黑暗里，很久没动。

    窗外的天色开始泛白。凌晨四点，天快亮了。

    她站起身，把档案放回去，走出档案室。

    走廊里空无一人。她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城市。

    南滨市还在沉睡中。灰蒙蒙的天空下，房屋的轮廓若隐若现。远处传来第一班公交车的引擎声，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今天，她要去找周红梅。

    今天，她要面对那个失去妹妹的女人，那个可能组织杀人的妇联副主任。

    她该说什么？该问什么？

    方青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必须去。

    因为她是警察。

    这是她的职责。

    回到办公室，她泡了杯浓茶，坐在桌前等天亮。茶很苦，但能提神。

    脑子里回放着所有线索：周玉梅的日记，刘秀英的照片，扣子上的苯巴比妥，王志刚的行踪，周玉兰的死亡……

    一切都在指向一个方向。

    但还缺最后一块拼图：证据。直接证据。

    没有证据，一切都是猜测。

    窗外，天色渐渐亮起来。灰白的天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办公室里的一切都清晰起来。

    方青看了眼表，六点半。周红梅应该快起床了。

    她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警服，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已经有同事来了，看见她，打招呼：“方队，这么早？”

    “嗯，有事。”

    她下楼，推出自行车。清晨的空气很清新，带着露水的味道。街上已经有早起的人了：扫马路的清洁工，卖早点的摊贩，赶早班车的工人。

    方青蹬上车，往妇联方向骑。

    妇联在市府大院里，一栋三层小楼。她到的时候，门刚开，值班的大妈正在扫地。

    “同志，找谁？”

    “周红梅主任。”

    “周主任还没来，您等等？”

    “我在门口等。”

    方青把车停在院子里，站在楼前的梧桐树下。树叶上的露水还没干，在晨光里闪闪发光。

    七点，七点半，八点……

    上班的人陆续来了，看见她，都投来好奇的目光。但她没动，就那么站着。

    八点二十，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

    周红梅推着自行车走进来，看见方青，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平静。

    “方队长，这么早？”她走过来，脸上带着惯常的微笑。

    “周主任，想跟您谈谈。”

    “什么事？”

    “关于刘秀英。”方青盯着她的眼睛，“她死了。”

    周红梅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只是一瞬间：“我听说了。太可惜了。好好的一个人……”

    “您认识她？”

    “认识。”周红梅点点头，“妇联的帮扶对象。她丈夫家暴，我们调解过几次。”

    “只是调解？”

    “还能怎么样？”周红梅叹气，“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劝和，劝男方改，但效果有限。”

    “所以您就用自己的方式帮她？”方青直接问。

    周红梅看着她，眼神很深：“方队长，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红棉会。”方青吐出这三个字。

    周红梅的脸色终于变了。她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去我办公室。”

    两人上楼。周红梅的办公室在三楼最里面，不大，但很整洁。书架上摆满了文件，墙上挂着锦旗和奖状。

    关上门，周红梅转身看着方青：“方队长，您刚才说什么？”

    “红棉会。”方青重复，“一个帮助受家暴妇女的组织。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帮助。”

    周红梅沉默了。她走到窗前，背对着方青，看着外面的院子。

    阳光很好，照在她身上，但她的背影看起来很冷。

    “方队长，”她慢慢说，“您知道，我妹妹是怎么死的吗？”

    “知道。看了档案。”

    “那您知道，那个杀她的男人，判了多少年吗？”

    “七年。”

    “七年。”周红梅转过身，眼圈红了，“一条命，换七年。七年之后，他出来了，娶了新老婆，生了新孩子。可我妹妹呢？她永远二十五岁，永远躺在那个冰冷的坟墓里。”

    方青没说话。

    “从那以后，我就在想，”周红梅走到桌前，手指抚过那些文件，“法律保护不了女人。那些被打的女人，报警，调解，教育，然后呢？男人继续打，女人继续挨打。直到有一天，被打死，或者……被打到反抗。”

    她抬起头，看着方青：“方队长，您办过这么多家暴案子，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方青答不上来。

    “所以我就想，总得有人做点什么。”周红梅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总得有人，给那些走投无路的女人，一条活路。”

    “所以您就组织了红棉会？”

    周红梅没承认，也没否认。她只是看着方青，眼神复杂。

    “周玉梅的毒药，是您给的吗？”方青问。

    “刘秀英的药片呢？”

    “小芬呢？她是不是也知道什么？”

    周红梅依然沉默。

    方青深吸一口气：“周主任，您这是在犯罪。您知道吗？”

    “我知道。”周红梅突然笑了，那笑容很凄凉，“但我更知道，如果我不做，会有更多女人死。像刘秀英那样，被打死。或者像周玉梅那样，被逼到杀人。”

    “可您现在害死了刘秀英！”

    “不是我害的！”周红梅突然激动起来，“是王大奎！那个畜生！我们想帮她离开，给她药，让她有机会逃走。但她太害怕了，迟迟不敢动手。结果……”

    她说不下去了，眼泪掉下来。

    方青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这个看似坚强的女人，心里藏着多少痛苦和挣扎？

    “周主任，”她放软了语气，“告诉我，红棉会还有谁？王志刚是不是在提供药品？那些‘意外死亡’，是不是都是你们做的？”

    周红梅擦掉眼泪，摇摇头：“方队长，别问了。有些事，不知道比较好。”

    “我是警察，我必须知道。”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周红梅看着她，“把我们都抓起来？判刑？枪毙？然后呢？那些还在挨打的女人怎么办？等死吗？”

    方青答不上来。

    两人对视着。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窗外，阳光明媚。新的一天，生机勃勃。

    可这间办公室里，却充满了绝望和无奈。

    “方队长，”周红梅最后说，“您是个好警察。但有些问题，警察解决不了。有些正义，法律给不了。”

    她走到门口，打开门：“您请回吧。该说的，我都说了。”

    方青看着她，知道问不出什么了。

    她走出办公室，下楼，推着自行车离开。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可她只觉得冷。

    周红梅站在窗前，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轻轻叹了口气。

    然后她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

    “是我。”她压低声音，“方青来找我了。她知道了。”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周红梅点点头：“嗯，按计划进行。江边仓库，今晚九点。”

    挂断电话，她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眼神坚定而决绝。

    有些路，一旦走上去了，就不能回头。

    她早就知道了。

    从妹妹死的那天起，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