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转向付声，目光清冷，“付律师，你的辩护很精彩，也很……刁钻。你确实找到了一些可以影响量刑的情节。但是，请你记住，法律技巧永远不能凌驾于事实和正义之上。无论吴建有多少‘苦衷’，都不能抹杀他剥夺他人生命、并以极端残忍手段对待尸体的罪行。”

    付声迎上程阳的目光，他能感受到她话语中的分量和那份属于法医的、对生命和事实的敬畏。他点了点头：“程法医，我尊重你的专业和立场。我同样相信法律的公正。我所做的，只是确保这个‘公正’，是建立在全面了解事实基础上的公正，而不是被情绪和偏见左右的公正。”

    三人之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充满了无声的对抗和理念的碰撞。张靖宇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开，苏苏犹豫了一下，看了看付声，又看了看程阳，最终还是快步跟上了队长。

    程阳深深地看了付声一眼，眼神复杂难明，然后也转身离去。她的背影依旧挺拔，带着一丝属于专业人士的孤傲和坚持。

    付声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知道，这场官司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与这几位奋战在刑侦一线的警察、法医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立场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对立。但他并不后悔。他坚信自己所做的，是在履行律师的职责，是在维护法律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哪怕这个人是千夫所指的罪犯。他只是觉得，这条路，注定是孤独的。

    阳光透过法院走廊尽头的窗户照射进来，在他脚下投下长长的影子。他整理了一下领带，拿起公文包，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了法院大门。外面，是喧嚣的世界，或许还有新一轮的质疑和谩骂在等着他。但他的内心，却异常平静。

    法院门口的人潮渐渐散去，只留下空旷的台阶和午后被拉得斜长的影子。付声站在那里，深深吸了一口气，城市喧嚣的背景音重新涌入耳中，将法庭内那令人窒息的紧张感慢慢稀释。阳光有些刺眼，他微微眯起了眼睛。

    刚才与张靖宇、程阳的短暂交锋，如同在平静水面投下的一颗石子，涟漪虽散，但彼此间那无形的壁垒却似乎更加坚固了。张靖宇的愤怒和指责，程阳那冷静目光中蕴含的审视与坚持，都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他能理解他们的立场，站在执法者和探寻客观科学真相的角度，吴建的行为无疑罪无可赦，任何试图从人性或社会因素角度进行的辩护，都可能被视为对罪恶的开脱。

    但他并不后悔。律师的职责，本就包含着在法律框架内，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结果的使命，哪怕这意味着要逆流而行，要面对质疑甚至敌意。吴建案的辩护，触及了法律与人情、罪与罚之间最微妙也最敏感的地带。他所做的，是揭示被愤怒和偏见可能掩盖的另一面真实，是为冰冷的法条注入对复杂人性的考量。

    几天后，高铁碎尸案的一审判决结果公布。

    法院最终认定吴建犯故意杀人罪，但采纳了辩护方关于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以及被告人系激情杀人的部分辩护意见，综合考虑其认罪悔罪态度，判处吴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个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网络上、媒体上，讨论铺天盖地。一部分人认为判决体现了法律的审慎和人道，考虑到了案件背后的悲剧因素；另一部分人则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对于如此残忍的碎尸行为，未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对受害者的不公，是对法律威严的亵渎。各种声音交织，争论不休。

    付声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死缓，意味着吴建保住了一条命，也意味着法庭最终认可了他辩护中关于案件复杂性的核心观点。这对他而言，算是在职责范围内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也清楚，这个判决，恐怕会进一步加深张靖宇等人对他的不满和偏见。他甚至能想象出张靖宇在看到判决书时，那张写满怒火和不甘的脸。

    宣判当天，吴建的姐姐吴霞给付声打来电话，泣不成声地表示感谢。付声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嘱咐她好好生活，也算是给了这个同样承受了巨大痛苦的女人一丝慰藉。

    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总算暂时尘埃落定。付声的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他的律师事务所不大，位于一栋略显陈旧的写字楼里，助手也只有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女孩小文。他依旧坚持着自己的原则，筛选着那些真正需要法律援助，却又无力承担高昂律师费的案子。日子不咸不淡，甚至有些清贫，但对他而言，内心的踏实远比物质的丰裕更重要。

    这天下午，临近下班，付声正在整理手头一个关于劳动纠纷的案卷。窗外的夕阳将天空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色，给这个略显简陋的办公室增添了几分暖意。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

    “请进。”付声抬起头。

    门被推开，走进来的是一男一女，看起来是一对中年夫妇。两人都穿着朴素，但神色间却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焦虑和悲伤。女人的眼睛红肿，显然刚刚哭过，男人则面色憔悴，嘴唇紧抿，眼神空洞。

    “请问……您是付声律师吗？”男人开口问道，声音沙哑。

    “我是。请坐。”付声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示意助手小文倒两杯水过来。

    两人拘谨地坐下，女人接过水杯，手指微微颤抖。

    “付律师，”男人深吸了一口气，似乎在努力平复情绪，“我们…我们是…是刘伟的父母。”

    “刘伟？”付声在脑海中搜索着这个名字，一时没有印象。

    “就是…前几天…在宁城大学被发现…被埋在工地的那个老师……”女人的声音带着哭腔，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

    付声心中一凛。这起案子他有所耳闻，这几天报纸和社会新闻上都有报道，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一位在宁城大学任教多年、风评颇佳的副教授刘伟，在失踪数日后，尸体在校内一处正在施工的基建工地上被发现，初步判断为他杀后掩埋。这无疑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刑事案件。

    “节哀顺变。”付声递过纸巾，语气沉重了几分，“警方应该已经在调查了吧？”

    “是，警察同志们很辛苦，一直在查。”男人点点头，但脸上却露出一丝犹豫和不安，“可是…可是我们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伟伟他…他平时那么好的一个人，与人为善，怎么会…怎么会遭这种毒手？”

    女人哽咽着补充道：“警察说…可能还在排查线索，让我们等消息…可是我们等不了啊！伟伟死得不明不白，我们做父母的，心里像刀割一样！我们就想知道真相，到底是谁害了他？为什么害他？”

    付声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们。他能感受到这对失去独子的父母深切的悲痛和急于寻求答案的迫切心情。

    “那…两位找我，是希望我能做些什么？”付声问道。

    男人搓了搓手，眼神中带着一丝恳求：“付律师，我们听说过您，知道您是大律师，有本事，而且…而且心肠好，肯帮我们这样没什么钱的普通人。我们…我们就是想请您…帮我们盯着点这个案子，或者…或者您能不能也帮我们查一查？我们总觉得…警察可能…可能有他们的办案流程，但我们怕…怕有些细节被忽略了…或者…或者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内情……”

    付声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他们并非不信任警方，而是在巨大的悲痛和焦虑下，渴望能有另一份力量介入，确保自己儿子的死因能够水落石出，确保正义不会缺席。他们找到自己，或许是因为“高铁碎尸案”后，他那种“不按常理出牌”、深挖细节的辩护风格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那也给他带来了争议。

    看着眼前这对形容枯槁、眼神充满期盼的老人，付声的心头微微一动。他通常不接这种纯粹的、在侦查阶段就介入的“私人调查”委托，这更像是私家侦探的范畴。但刘伟的案子本身就透着蹊跷——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在熟悉的校园环境内被杀害并掩埋，这背后必然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而且，受害者家属的这份无助和渴望，也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那份悲悯。

    他沉思了片刻，问道：“关于刘伟老师，你们了解他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或者，有没有和什么人结怨？”

    老两口对视一眼，都摇了摇头。

    “伟伟性格温和，平时就是学校和家两点一线，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搞研究。”刘父说道，“他跟同事关系都不错，学生们也都很尊敬他。要说结怨…我们实在想不出来。”

    “是啊，”刘母抹着眼泪，“他前段时间是看起来有点累，我们问他是不是工作太忙，他说还好，就是带的研究生课题比较多。没听他说有什么烦心事，更没提过跟谁有矛盾啊。”

    付声又问了一些关于刘伟的日常作息、社交圈、经济状况等方面的问题，老两口都一一作答，但提供的信息都指向一个结论：刘伟是一个生活规律、性格平和、社会关系简单的大学老师。这让他的死显得更加突兀和费解。

    “付律师，求求您了，帮帮我们吧！”刘母再次恳求道，几乎要从椅子上滑下来。

    付声扶住了她，看着两位老人眼中几乎熄灭的光芒，他做出了决定。

    “好吧，”他缓缓说道，“我接下你们的委托。但我需要说明几点：第一，我不是私家侦探，我的调查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进行。第二，警方的调查是主导，我能做的，更多的是从侧面了解情况，收集信息，如果发现重要线索，我会及时提供给警方，或者在必要时，从法律角度给你们提供建议和帮助。第三，关于费用……”

    “费用您放心！”刘父立刻打断他，“我们虽然没什么积蓄，但砸锅卖铁也会凑齐给您的律师费！”

    付声摆了摆手：“费用方面，按照我一贯的标准，你们能承担多少就承担多少，我不会因为费用问题而拒绝。我更看重的是，能否帮你们找到真相，给逝者一个交代。”

    听到付声答应下来，老两口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道谢。

    送走了刘伟的父母，付声站在窗前，看着渐渐沉下去的夕阳，心中却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校园埋尸案，这听起来就比一般的情杀、仇杀要复杂。大学校园，看似象牙塔，实则也是一个小社会，人际关系、利益纠葛、学术竞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滋生黑暗。刘伟的死，究竟是偶然的暴力事件，还是隐藏着更深的阴谋？

    他决定，明天一早就去宁城大学看一看。

    第二天一早，付声驱车来到了宁城大学。

    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学，校园环境优美，绿树成荫，随处可见充满朝气的年轻面孔。但此刻，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紧张和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