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王阿姨叹了口气，侧了侧身子，“那……那进来坐会儿吧。”

    进了屋，程鹤没有立刻拿出纸笔，而是拉起了家常，问阿姨的身体，聊小区的物价。直到气氛彻底缓和下来，他才状似不经意地把话题引了回来。

    “阿姨，您上次说，经常听到他们家有动静。您还记不记得，大概……是个什么频率？”

    “频率？”王阿姨愣了一下。

    “对，就是比如说，一个星期能听到几次？还是一个月才听到几次？”程鹤引导着她。

    “那哪儿有个准啊……”王阿姨皱着眉回忆，“不过……反正不少。特别是那个张伟，一喝了酒回来，肯定就没好事。有时候一周能有两三次吧，有时候消停个十天半个月，然后又来。”

    “那他们吵起来，一般会持续多久？”程鹤继续追问，他的问题非常具体，具体到让林晚儿都感到惊讶。

    “短的十几分钟，长的……长的有一次，我记得是后半夜，叮叮当当的，还夹着哭声，闹了快一个钟头。我老头子心脏不好，被吵醒了，吃了速效救心丸才睡着。”

    “哭声？”程鹤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词，“是陈静的哭声，还是……”

    “都有。”王阿姨的眼神黯淡下来，“陈静的哭声，是那种压着嗓子的，呜呜的，听着就让人心里发酸。还有他们家那个小丫头的哭声，是吓坏了的那种，‘哇’的一声，尖叫，喊着‘爸爸不要打妈妈’……唉，作孽啊！”

    林晚儿的心狠狠地揪了一下，她仿佛能透过这堵墙，看到那个漆黑的夜里，一个女人在角落里无声饮泣，一个孩子在恐惧中放声大哭的画面。

    程鹤的表情却没什么变化，他只是点了点头，继续问：“那您……有没有见过陈静身上带伤？”

    “见过，怎么没见过。”王阿姨像是打开了话匣子，“有时候在楼道里碰到，大夏天的，她还穿个长袖，可脖子上那青一块紫一块的，哪儿遮得住啊。还有一次，我看到她去倒垃圾，一瘸一拐的，脸上还戴个大口罩，可眼角那块肿得，跟个桃儿似的。我问她怎么了，她就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的。摔的？谁家摔跤能摔成那个样子！”

    程鹤没有打断她，只是静静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用眼神鼓励她说下去。

    就这样，一个多小时后，当他们离开王阿姨家时，林晚儿的笔记本上，已经密密麻麻地记下了好几页。那些不再是“好像听到过打骂”这种模糊的证言，而是充满了具体时间、具体场景、具体细节的，血淋淋的事实。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用同样的方法，走访了所有愿意开门的邻居。

    程鹤展现出了他惊人的共情能力和语言技巧。面对怕惹事的中年男人，他会从“保护妇女儿童是每个爷们儿的责任”入手；面对爱八卦的家庭主妇，他会耐心倾听对方的抱怨，再巧妙地把话题引到陈静身上；面对那些冷漠的年轻人，他则会直接谈法律，告诉他们提供证言是公民义务，并且律所会确保他们的隐私和安全。

    那些原本紧闭的嘴巴，一个个都松动了。一份份详尽的、带着当事人亲笔签名的证人证言，被收集了起来。

    当他们离开那个小区时，林晚儿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扑扑的居民楼，第一次感觉到，原来沉默的建筑里，真的隐藏着那么多双眼睛，记录下了所有的罪恶。

    他们的第二站，是辖区内以及陈静曾经居住过的几个地方的派出所。

    调取报警记录的过程比想象中要顺利，毕竟有律师的正式手续。但当那一叠叠的出警记录单打印出来，摆在面前时，林晚儿却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

    每一张记录单上，处理结果那一栏，都写着几乎一模一样的几个字——“家庭纠纷，已调解”。

    “就这么简单？”林晚儿翻着那些记录，难以置信，“报警了，警察来了，然后……就只是调解？”

    “不然呢？”程鹤靠在车边，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官难断家务事。只要没出人命，没构成轻伤以上的伤害，警察能做的也很有限。更何况，很多时候，是受害者自己选择了和解。”

    林晚儿沉默了。她想起了陈静娘家人说的，张伟每次打完人，都会下跪、扇自己耳光、痛哭流涕地道歉。也许，每一次“已调解”的背后，都是一次那样的循环。

    “把这些记录，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好。”程鹤吐出一口烟圈，烟雾模糊了他冷峻的侧脸，“然后，去市里所有医院的急诊科，用陈静的身份信息，把她过去五年的就诊记录全部调出来，特别是骨科和外科的。”

    “您的意思是……”林晚儿心里一动，隐约明白了什么。

    “我要你做一张表格。”程鹤的眼神锐利起来，“左边一列，是每一次报警的时间；右边一列，是每一次去医院验伤的时间。把它们一一对应起来。”

    林晚儿立刻明白了程鹤的意图。

    接下来的两天，她几乎跑断了腿，在各个派出所和医院之间穿梭。当她抱着厚厚一沓医院的诊断证明回到律所，坐在电脑前，开始制作那张表格时，她的手都在微微发抖。

    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模式，清晰地浮现在了屏幕上。

    “2021年5月12日23:15，XX派出所出警记录：家庭纠纷，已调解。”

    “2021年5月13日09:30，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诊断：左侧第7、8肋骨骨裂，多处软组织挫伤。”

    “2022年2月1日18:40，XX派出所出警记录：家庭纠纷，已调解。”

    “2022年2月1日20:10，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诊断：轻微脑震荡，面部挫裂伤，缝合三针。”

    “2023年9月26日01:05，XX派出所出警记录：家庭纠纷，已调解。”

    “2023年9月26日08:55，市中医院骨科诊断：左手手腕骨折，建议石膏固定。”

    ……

    一行又一行。

    每一次冰冷的“已调解”，紧随其后的，就是一次触目惊心的伤害。报警，非但没有成为保护伞，反而像是一种刺激，换来了更严重的暴力。而每一次伤害之后，又是一段短暂的平静，直到下一次爆发。

    林晚儿盯着屏幕上那张越来越长的表格，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快要凝固了。这哪里是什么表格，这分明是一张用伤痕和血泪绘制出的，通往地狱的时间表。

    证据搜集的第三站，是陈静的娘家，一个离市区很远的乡下小镇。

    开门的是陈静的姐姐，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看到他们，眼圈一下子就红了。陈静的父母，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堂屋的旧沙发上，不停地抹着眼泪。

    “你们……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女儿啊！”陈静的母亲一开口，就泣不成声，“那个畜生！他不是人啊！”

    程鹤没有急着问话，而是先给两位老人递上纸巾，安抚了许久。等他们情绪稍微平复，他才打开了录像设备。

    “叔叔，阿姨，大姐。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些情况，这些都会作为证据，帮助陈静。所以，请你们把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说什么啊……”陈静的父亲，一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声音沙哑地开了口，“都是我们的错……是我们害了她啊……”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一场声泪俱下的控诉。

    陈静的姐姐哭着说：“我妹妹第一次被打得跑回来，是刚结婚半年。那时候她还怀着孕！那个畜生追过来，跪在院子里，‘砰砰砰’地磕头，把额头都磕出血了，发誓说再也不动手了。我爸妈心软，我也劝她，想着刚结婚，有了孩子就好了……谁知道，那就是个开始。”

    “她回去了，然后呢？一次比一次厉害！”姐姐的情绪激动起来，“每次打完了，那个畜生就来这套！下跪、道歉、写保证书！我妹妹心软，为了孩子，一次次地原谅他。我们劝她离婚，她就哭，说离了婚，孩子怎么办？她一个女人家，没工作，怎么活？”

    “有一次，她被打得小产了，就躺在医院里。那个畜生在病床前守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自己打自己耳光，求她原谅。”陈静的母亲捂着脸，身体不住地颤抖，“我们……我们又信了……我们还觉得，他可能是真的知道错了……”

    绝望，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整个屋子。

    那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暴力，忏悔，原谅，然后是更凶狠的暴力。每一次的原谅，都成了下一次暴行的通行证。

    林晚儿在一旁听着，心如刀割。她终于明白，为什么陈静没有离开。不是不想，是不能。亲情的捆绑，孩子的牵挂，经济的窘迫，以及施暴者一次次精湛的“表演”，共同编织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将她牢牢困在其中，动弹不得。

    当他们离开时，U盘里多了一段长达两个小时的录像。那里面，是一个家庭深切的悲痛和无尽的悔恨。

    所有外围的证据都已搜集完毕，还剩下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

    程鹤带着林晚儿，去市看守所，接上了被临时取保的陈静。几天不见，陈静更加消瘦了，眼神空洞，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

    “程律，我们……去哪儿？”陈静的声音细若蚊蝇。

    “去一个能帮助你的地方。”程鹤的语气难得地温和。

    车子最终停在了一家挂着“XX司法鉴定中心”牌子的大楼前。这里气氛肃穆，来往的人都神情凝重。

    “做……做精神鉴定？”当林晚儿看到那份申请表时，才恍然大悟。

    “对。”程鹤点头，“我们要向法庭证明，陈静在案发时的行为，不是一个正常、理智的人做出的决定。”

    鉴定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

    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一位资深的精神科鉴定专家，用一种缓慢而温和的语调，引导着陈静，回忆她过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