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是因噎废食！”

    “你这是理想主义！”

    “商业秘密和公共利益，本来就是天平的两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那个最精准的支点！”

    争吵声，辩论声，此起彼伏。

    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引经据典，言辞犀利，互不相让。空气中，弥漫着智慧激烈碰撞产生的火药味。

    程鹤就坐在长桌的主位上，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目光在发言的每一个人脸上扫过，大脑如同一个超高速运转的中央处理器，将所有人的观点、论据、担忧，全部吸收、拆解、重构。

    他知道，这种争论是必须的。

    一部好的法律，从来都不是一厢情愿的产物，它必须是无数次争吵、妥协、博弈之后的结晶。

    就在会议室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几乎要失控的时候，一个沉稳而带着一丝沙哑的声音，响了起来。

    “都别吵了。”

    是刘建军，刘书记。

    他一直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仿佛置身事外。但此刻，他一睁眼，整个会议室的温度，仿佛都降了几度。

    他那双看过太多卷宗，审过太多案件的眼睛，带着一种洞悉人性的深邃。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理论上，都对。”刘书记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但你们，好像都忘了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他端起面前那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浓茶，然后“砰”的一声，轻轻放在桌上。

    “你们在这儿争论‘吹哨人’该怎么定义，争论怎么防范恶意举报。那我就问你们一句，在现实里，一个普通老百姓，他下定决心要去举报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刘书记的目光，扫过在场的这些天之骄子。

    “他想的是你们说的这些法理、模型、定义吗？”

    “不！”他自问自答，声音斩钉截铁，“他想的是，我举报了，会不会被报复？我的工作会不会丢？我的家人会不会有危险？我把证据交上去，会不会石沉大海？那些当官的，会不会跟企业穿一条裤子？”

    “这些，才是他最关心，最害怕的问题！也是我们这部法律，最应该先解决的问题！”

    “你们把定义搞得再完美，把逻辑搞得再严密，如果解决不了这几个最根本的‘害怕’，那这部法律，写出来就是一张废纸！没人敢用，也没人会信！”

    一番话，如同一盆冷水，兜头浇下。

    刚才还争得面红耳赤的专家学者们，瞬间都沉默了。

    是啊。

    他们沉浸在理论的构建和逻辑的完美中，却差点忘了，法律，最终是要给人用的。

    而人，是有恐惧的。

    刘书记的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问题的核心。他没有高深的理论，说的都是最接地气的大白话，却蕴含着最深刻的、对国情和人性的理解。

    这就是经验的力量。

    会议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最终，还是程鹤打破了寂静。

    “刘书记说得对。”他站起身，走到了白板前，拿起一支红色的记号笔。

    “我们之前的思路，可能陷入了一个误区。我们总想着先给‘吹哨人’画一个完美的像，再来讨论怎么保护他。”

    “但现在看来，我们应该反过来。”

    他在白板上，重重地写下了两个大字——“保护”。

    “我们应该先来讨论，我们能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保护伞’。这个保护伞，要足够坚固，足够安全，足够让人信赖。当我们把这个保护伞设计出来之后，再来看，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走进这把伞里。”

    “比如，我们可以设立一个独立的、由多部门组成的‘吹哨人保护办公室’，专门负责接收举报和提供保护。我们可以建立严密的匿名举报机制，从程序上隔绝泄密的风险。我们可以设立高额的报复惩罚条款，让打击报复者，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

    程鹤的语速越来越快，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当我们把这些保护措施，一条条都设计得明明白白，让老百姓一看就知道，‘哦，原来国家是这么保护我的，我不用怕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定义，谁能享受这些保护，是不是就顺理成章了？”

    他转过身，看着所有人。

    “先筑巢，再引凤。巢筑得足够好，凤凰自然会来。”

    一语惊醒梦中人！

    方校长的眼睛亮了，张承业露出了思索的神情，那位经济学家也开始重新在电脑上敲打起来。

    刘书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赞许的微笑。

    这小子，脑子确实转得快。

    一场几乎陷入僵局的争论，被程鹤用一个巧妙的思路转换，瞬间盘活了。

    这样的场景，在接下来的大半年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法学家们，为了一个条款的措辞，能从早上八点，一直争论到深夜。经济学家们，建立起一个个复杂的数学模型，反复推演着不同奖励机制可能带来的社会效应。而刘书记和那些有着丰富政府工作经验的前官员们，则像一个最挑剔的质检员，不断地给那些过于理想化的设计，泼着冷水，提出最尖锐的现实问题。

    “这个条款不行！听着很美好，但基层根本执行不了！你让人社局、公安局、市场监督局搞联合执法，文件上写写容易，现实里，部门墙厚着呢！谁牵头？谁负责？出了事算谁的？”

    “奖励机制，我建议设置一个上限。不能搞得跟美国一样，动不动就奖励上亿美元。那样会催生出一批专门靠举报发财的‘职业吹哨人’，动机就不纯了，整个体系都会变味！”

    “还有这个，关于媒体监督的条款。尺度要把握好。既要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又要防止媒体被利用，搞舆论审判，干预司法。这个度，很难。”

    整个智库，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精密仪器。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零件。他们彼此碰撞，彼此磨合，将各自领域最顶尖的智慧，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

    而程鹤，就是这台仪器的总工程师。

    他负责统筹、协调、裁决。他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五个小时。白天，他要参加一场又一场的头脑风暴；晚上，他要把白天所有的讨论结果，进行梳理、总结，然后规划出第二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他的逻辑分析能力，在这次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中，被发挥到了极致。他总能从一团乱麻般的争论中，迅速抓住最核心的矛盾，然后提出一个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的解决方案。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林晚儿和她带领的“灯塔基金会”团队，则扮演了最坚实的后勤部长和军火库的角色。

    智库办公室的角落里，永远都堆着她们送来的、还冒着热气的夜宵。咖啡豆、茶叶、打印纸，永远都供应充足。

    更重要的，是她们提供的“弹药”。

    林晚儿带着团队，几乎翻遍了全世界所有与“吹哨人”相关的法律文献和经典案例。

    她们整理出了厚达数千页的资料汇编。从美国的《吹哨人保护法》，到英国的《公共利益披露法》，再到日本的《公益通报者保护法》……每一部法律的立法背景、核心条款、实施效果，都被整理得清清楚楚。

    她们还搜集了国内外上百个真实的“吹哨人”案例。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每一个案例，都被做成了详细的报告，分析了其中的关键节点和成败原因。

    这些详实的事实依据，为整个草案的起草，提供了最坚实的地基。

    当法学家们为了一个概念争论不休时，林晚儿会适时地递上一份报告：“方校长，您看这个案例。这是德国的一个案子，他们就是因为‘内部人’的定义太模糊，导致一个关键证人无法得到保护，最后整个案子都崩了。”

    当经济学家们对奖励金额犹豫不决时，林晚儿又会拿来另一份数据：“这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十年来的奖励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额奖励确实能激励更多高质量的举报，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

    她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宝库，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拿出最有力度的证据。

    程鹤看着日益消瘦，眼圈也越来越黑的林晚儿，心中又是心疼，又是骄傲。他知道，没有她和她的团队，这个智库的效率，至少要降低一半。

    时间，就在这样紧张、高效、充满了激情与碰撞的氛围中，飞速流逝。

    春去秋来，窗外的梧桐树，叶子由绿转黄，又纷纷落下。

    大半年的时间，一晃而过。

    智库办公室里，那几面巨大的白板，已经被写了又擦，擦了又写，留下了斑驳的印记。角落里，打印废掉的草稿，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所有人都瘦了一圈，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光芒。

    那是一种即将见证历史的，混杂着疲惫、亢奋与期待的复杂光芒。

    终于，在一个深冬的夜晚。

    整个办公室灯火通明，所有人都围在会议桌旁，气氛凝重到了极点。

    这是草案的最后一轮，也是最艰难的一轮审定。

    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被反复推敲，反复斟酌。

    “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对吹哨人进行心理援助和法律援助的规定，我觉得‘可以’提供，这个词，力度不够！应该改成‘应当’提供！”

    “同意！这是政府的责任，不是可选项！”

    “第一百一十二条，关于追责的部分。对于打击报复的责任人，不仅要追究民事和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要单独立一条！”

    “附议！必须入刑！不把这些人打痛，打怕，他们就永远不会长记性！”

    程鹤坐在主位，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将最后达成共识的修改意见，一一录入文档。

    当时钟的指针，指向凌晨四点的时候。

    程鹤敲下了最后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