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B，意味着践行了医生救死扶伤的使命，给了病人一个“求生”的机会。但如果出现了可怕的后遗症，医生不仅要背负沉重的道德谴责，更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般的法律诉讼。那份所谓的“免责协议”，在汹涌的舆论和巨大的同情压力面前，可能薄如蝉翼。

    这一次，学生们没有像上次那样迅速地站队。他们很多人都坐在原地，眉头紧锁，脸上写满了痛苦的挣扎。

    最终，选择A和选择B的人数，几乎持平。

    辩论再次开始，但气氛却比上一次更加凝重。

    “我选A。”一个看起来很沉稳的男生说道，“医生的职责不仅仅是治疗，更是控制风险。医疗体系之所以能运转，就是因为它建立在一套严谨、科学、经过无数验证的规范之上。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一时的‘善心’就去破坏这个规则。否则，今天他可以为绝症病人用新药，明天是不是就可以为感冒病人用虎狼之药？医疗的底线一旦被突破，后果不堪设想！”

    “我反对！”另一边立刻有人站了起来，“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和规范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吗？当规则本身，已经成为拯救生命的最大障碍时，我们为什么不能勇敢地跨出那一步？病人的‘生命权’和‘自主选择权’，难道不应该被放在第一位吗？如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那医学还如何进步？”

    “你说的轻巧！进步的代价由谁来承担？那个医生吗？他一旦用了药，出了事，他的人生就毁了！以后谁还敢创新？谁还敢去挑战绝症？最终受害的，还是所有的病人！”

    “所以，为了保护医生，就应该牺牲掉那个病人最后的机会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制度性的冷漠？”

    双方你来我往，引经据典，从《希波克拉底誓言》辩论到《纽伦堡法典》，从“知情同意原则”争论到“医疗豁免权”的边界。

    每一种观点，听起来都有它的道理。

    每一种选择，背后都连接着无法承受的沉重后果。

    学生们发现，他们学了四年的法律知识，在这些真正触及灵魂的困境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法律可以清晰地界定“责任”，却无法轻易地衡量“对错”。

    程鹤始终没有说话，他就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看着这些未来的法律精英们，在自己亲手构建的困境中反复挣扎，反复思考。

    直到下课的铃声响起，激烈的辩论才戛然而生。

    整个讲堂里，依旧弥漫着一股焦灼而又亢奋的气息。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但所有人的眼睛，都亮得吓人。他们看着讲台上的程鹤，等待着他的最终审判。

    程鹤合上了手中的文件夹，环视着台下那一双双充满了求知欲的眼睛。

    “我知道，你们很累，也很困惑。你们很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个答案。”

    他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但我没有答案。”

    “这两个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法律，也给不出那个唯一的、完美的答案。”

    “我之所以把这些问题抛给你们，不是为了让你们找到答案，而是为了让你们学会，如何去思考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让你们明白，在冰冷的法条背后，是滚烫的人性，是复杂的社会，是无数个体的悲欢离合。”

    他的声音，在安静的讲堂里，带着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

    “我要培养的，不是一群只会引经据典、玩弄法条的‘法匠’。这个国家，从来不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缺懂得如何利用规则为自己牟利的聪明人。”

    “我缺的，我们这个时代缺的，是一群真正拥有法治信仰、心怀悲悯、肩扛担当的法律人！是一群在面对复杂困境时，除了计算利益得失，还能坚守内心那份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的人！”

    程鹤的目光，变得前所未有的明亮和炽热。

    “今天，我给不了你们答案。但我可以给你们一样东西。”

    他伸出手指，指了指自己的心口，然后，又指向台下所有的学生。

    “一颗火种。”

    “一颗名为‘法理之光’的火种。我把它，播撒到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我希望你们，带着这颗火种，走出这间课堂，走上未来的法庭、检察院、律师事务所，走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需要光明的角落。去思考，去质疑，去碰撞，去抗争。”

    “让这颗火种，在你们的手中，燃烧成燎原的烈火。去照亮那些，法律暂时还无法触及的阴影。”

    话音落下，程鹤拿起文件夹，没有再多说一个字，转身走出了讲堂。

    偌大的讲堂里，八百多名学生，鸦雀无声。

    他们静静地坐在原地，没有人离开。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他们年轻的脸上，每个人的眼底，仿佛都有一簇小小的、却无比明亮的火焰，被悄然点燃。

    在法学院播撒下的火种，正在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悄然改变着未来。但程鹤深知，理论的火焰，必须要有坚实的法律框架作为承载，否则，再热烈的理想，也终将熄灭于残酷的现实。

    舆论的造势，思想的启蒙，都只是前奏。真正的硬仗，现在才刚刚开始。

    京州市西郊，一处戒备森严的庄园内。

    这里，是程鹤动用“灯塔”基金会的部分资金，专门租下的闭门工作区。此刻，庄园内最核心的一间会议室里，正聚集着一群足以让整个华夏法律界和政界为之侧目的人物。

    这些人，就是程鹤那个堪称豪华的“立法推动智库”的核心成员。

    长条会议桌的一侧，坐着以华夏政法大学副校长、著名法理学泰斗高远教授为首的几位顶尖法学家。他们个个神情严肃，面前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学术名词和逻辑架构，浑身散发着一种对理论纯粹性的执着。

    而另一侧，则是由前国家部委某司司长、在政法系统内浸淫了三十多年的李建国领衔的“实干派”。他们大多有过在政府机关担任要职的经历，眼神里没有学者们的理想主义光芒，更多的是一种洞悉世事的审慎和务实。他们的面前，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一份份关于财政预算、机构编制和地方执行情况的报告。

    程鹤，就坐在主位上。他既不属于左，也不属于右。

    他的任务，是让这两股截然不同，甚至时常相互冲突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共同锻造出一部真正能够改变这个国家的法律。

    今天，是《吹哨人保护法（草案）》第一轮核心条款的起草会议。

    “各位老师，我们时间紧迫。”程鹤开门见山，声音沉稳，目光扫过全场，“‘灯塔’基金会能做的，只是为过去的勇者提供庇护。但要让未来不再有那么多悲剧，我们必须拿出一份真正高质量、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推敲的法律草案。”

    他身后的巨大电子白板上，清晰地显示着今天的核心议题：一、吹哨人的定义与范围。

    二、举报行为的性质界定（善意与恶意）。

    三、激励与保护机制。

    四、受理与调查机构。

    “我们先从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问题开始。”程鹤敲了敲桌子，“谁，可以被称之为‘吹哨人’？我们这部法律，要保护的，到底是谁？”

    问题一出，会议室里的空气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高远教授清了清嗓子，率先开口。他扶了扶自己的老花镜，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严谨：“程律师，各位同仁。我认为，‘吹哨人’的定义，必须采取广义解释。任何基于‘合理相信’而揭露违法、违规或危害公共利益行为的个人，无论其身份是内部员工还是外部知情人，无论其举报的内容最终是否被完全证实，都应当被纳入‘吹哨人’的范畴，并给予最基础的程序性保护。”

    他加重了语气：“关键在于‘合理相信’！我们立法的首要目的，是消除潜在吹哨人的恐惧。如果要求他们必须在举报前就掌握百分之百确凿的证据，那无异于要求一个普通人去扮演警察和检察官的角色，这本身就是不现实，也是不公平的！这会把百分之九十九的潜在吹哨人，都挡在门外！”

    高教授的观点，立刻得到了学者阵营的一致赞同。

    “没错，程序正义优先！只要启动了举报程序，就应该先给予保护，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

    “我们参考域外经验，无论是美国的《吹哨人保护法》还是欧盟的指令，都强调对‘善意’举报者的保护，而不是‘正确’举报者。”

    然而，话音未落，对面的李建国就缓缓地摇了摇头。

    他没有马上反驳，而是先将一份文件推到了桌子中央。

    “高教授，您的理论，我完全理解，也十分敬佩。但在我们这个国家，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这么宽泛的定义，恐怕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李建国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久经宦海的沉稳和穿透力。

    “我这里有一份数据。去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接到的举报中，经过甄别，超过百分之四十，是源于商业竞争对手的恶意举报。其目的不是维护公共利益，而是拖垮、骚扰竞争对手。如果我们把‘合理相信’的门槛定得太低，那么这部善意的法律，就极有可能，会沦为商业斗争中最卑劣、最有效的武器。”

    他看向高远，眼神锐利：“高教授，您是法学家，您想象一个场景。A公司和B公司是死对头，A公司随便找个理由，授意某个离职员工，以‘合理相信’B公司存在税务问题为由，向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吹哨人保护机构’进行举报。按照您的设计，机构一接到举报，就要立刻启动保护程序，对B公司展开调查。调查期间，B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必然受到巨大影响，股价暴跌，合作中断。等几个月后，调查结果出来，证明B公司是清白的。可那时候，B公司可能已经倒闭了。而那个所谓的‘吹哨人’呢？他因为是‘善意’举报，不承担任何责任。您觉得，这公平吗？这还是我们立法的初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