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如同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学者们理想主义的热情。

    会议室里陷入了死寂。

    李建国的话，太现实了，现实到残酷。他描述的不是理论推演，而是每天都在这片土地上真实发生的事情。

    “那……那李司长您的意思是？”一位年轻的法学博士忍不住问道。

    “我的意思很简单。”李建国斩钉截铁地说道，“保护，必须和责任对等。想要获得这部法律的强力保护，举报人必须提供初步的、具有相当证明力的证据。不能仅凭一句‘我怀疑’、‘我相信’。而且，对于经查实属于恶意举报、捏造事实的，必须予以严惩！不仅要追究其诬告陷害的刑事责任，更要让他承担被举报方所有的经济损失！否则，这部法律保护的就不是英雄，而是一群投机者和恶棍！”

    “这不行！”高远教授激动地站了起来，“李司长，你这是在用有罪推定的思维来设计一部保护法！你这是在扼杀！是在提高吹哨的门槛！如果这么规定，孙志斌案里的那个小护士，她敢站出来吗？她手里有什么‘具有相当证明力的证据’？她只有自己的观察和怀疑！蓝天药业案里那些站出来的研究员，如果公司高层提前销毁了核心数据，他们手里剩下的，也只是一些零散的、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材料！按照你的标准，他们全都不配得到保护！”

    “高教授，我尊称您一声老师，但我们不能活在真空里！”李建国的声音也大了起来，“立法不是请客吃饭！要考虑执行成本，要考虑社会影响！一部法律如果被大多数人滥用，那它的正面意义就会被完全抵消！我们是在为十四亿人立法，不是为几个理想中的英雄写传记！”

    “你这是官僚主义！是因噎废食！”

    “你这是书生之见！是脱离实际！”

    眼看着会议就要演变成一场激烈的争吵，程鹤终于开口了。

    “都先停一下。”

    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激动的两人都喘着粗气，但还是坐了下来，目光齐齐地投向程鹤。

    “高教授的担忧，有道理。我们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不能让吹哨的门槛高到无人敢于迈出第一步。”

    程鹤先是安抚了高远的情绪，然后话锋一转，看向李建国。

    “李司长的顾虑，同样是现实存在的。一部好的法律，绝不能有巨大的、可以被轻易利用的漏洞。否则，它带来的灾难，可能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所以，”程鹤站起身，走到电子白板前，拿起笔，“我们或许可以换一个思路。为什么‘保护’必须是一个整体概念呢？我们能不能，把它分层？”

    他在白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

    “塔基，是‘程序性保护’。正如高教授所言，任何基于‘合理相信’的实名举报，一旦被受理，举报人的身份信息就必须进入最高级别的保密程序，任何人都不得对其进行打击报复，比如解雇、降职。这是最基础的底线，门槛要低，范围要广。”

    “往上一层，”程鹤在金字塔中层写下，“是‘实体性保护’。如果举报经过初步查证，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那么，我们就启动更高级别的保护。比如，为举报人提供安全保障，对其家人进行必要的保护，启动法律援助程序，等等。”

    “而塔尖，”程鹤在金字塔的顶端，重重地写下两个字——“奖励！”

    “只有当举报内容最终被完全查实，并对维护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做出了重大贡献时，我们才启动最高级别的‘奖励机制’！包括高额的物质奖励和荣誉奖励！”

    “同时，”程鹤话锋一转，在金字塔旁边画了一个圈，写上了“惩罚”二字，“对于李司长担心的‘恶意举报’，我们同样要设立独立的、严格的甄别和惩罚机制。一旦查实，绝不姑息！”

    一个全新的、分层递进的保护与激励模型，清晰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会议室里，再次陷入了安静。

    但这一次，不再是争执后的死寂，而是深入思考的宁静。

    高远教授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这个方案，既坚持了他“低门槛，广保护”的原则，又通过分层设计，避免了核心权益被滥用。

    李建国也缓缓地点了点头，这个设计，将权责清晰地划分开来，既能鼓励真正的英雄，又能震慑潜在的恶棍，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我……我同意这个思路。”高远教授率先表态。

    “可以。这个方案，可以继续深化。”李建国也表示了认可。

    程鹤看着重新达成共识的双方，心里却没有丝毫放松。因为他知道，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真正的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好，既然大方向确定了，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奖励机制。”程鹤的表情变得更加严肃，“塔尖的奖励，要怎么给？给多少？钱，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比刚才那个更加敏感。

    “当然是参考国际惯例！”一位海归法学博士立刻说道，“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规定，可以给予吹哨人罚款金额10%到30%的奖励！这才是最有效的激励！试想一下，一个百亿级别的财务造假案，吹哨人最高可以拿到几十亿的奖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放屁！”

    这次，不等李建国开口，他旁边一位曾在财政系统工作过的老干部就直接拍了桌子。

    “几十亿？你说的轻巧！你知道我们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吗？你知道一个地级市一年的教育经费是多少吗？一个案子，就奖励出去几十个亿，这笔钱谁来出？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如果被举报的是大型国企，罚款本身就是上缴国库，我们再从国库里拿出几十亿奖励给个人，这是左手倒右手，你当是玩游戏吗？这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变相流失！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

    “可如果没有足够吸引力的奖励，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举报？靠觉悟吗？觉悟能当饭吃吗？”学者阵营立刻反驳。

    “钱，当然要给！但必须有一个限度！”李建国沉声说道，“我建议，设立奖励上限。比如，无论罚款金额多高，单笔奖励的上限，不能超过一千万人民币。这笔钱，足以让一个普通人实现财务自由，也足以构成强大的激励。同时，国家财政也完全可以承受。”

    “一千万？太少了！”

    “一千万还少？你们这些学者，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眼看战火又要重燃，所有人的目光，再次习惯性地投向了程鹤。他们知道，这个年轻人，总能拿出他们想不到的解决方案。

    然而这一次，程鹤却沉默了。

    他靠在椅子上，双眼微闭，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没有人知道，此刻，他的意识已经沉入了一个外人无法窥探的领域。

    “系统启动……”

    “模拟法庭功能开启……”

    在程鹤的脑海中，一个虚拟的法庭瞬间构建完成。

    【模拟场景一：高额比例奖励模式】

    “案例：某大型药企‘蓝天药业’财务造假，虚增利润五百亿元。内部研究员林清举报。”

    “判决：企业被处以一百亿元罚款。”

    “奖励演算：按15%计算，林清应获得15亿元奖励。”

    “社会影响模拟：舆论哗然，民众普遍质疑奖励金额过高，产生‘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多地出现模仿式举报，旨在博取高额奖金，其中恶意举报占比急剧上升，司法资源被大量挤占。财政部门提出严重抗议，认为该模式不可持续……”

    一幕幕推演的后果，如同潮水般涌入程鹤的脑海。

    【模拟场景二：固定上限奖励模式】

    “案例：同上。”

    “奖励演算：按上限一千万元计算，林清获得一千万元奖励。”

    “社会影响模拟：林清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挽回了数百亿损失，却只得到一千万奖励。舆论普遍认为奖励过低，是对英雄的‘羞辱’。部分潜在的、掌握核心证据的吹哨人，认为风险与收益不成正比，选择沉默或将证据卖给境外机构……”

    两种方案，都有着致命的缺陷。

    程鹤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

    他睁开眼睛，眼中的疲惫一闪而过，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深邃的清明。

    “单纯的比例制，或者单纯的上限额，都有问题。”程鹤缓缓开口，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我建议，采取‘分段阶梯式上限奖励’模式。”

    “什么意思？”李建国和高远几乎同时问道。

    “我的意思是，”程鹤走到白板前，擦掉了刚才的内容，重新写道，“我们将罚没款的金额进行分段。比如，一亿元以下的部分，我们可以设定一个较高的奖励比例，比如10%-20%，且不设上限，以鼓励大家积极举报中小规模的违法行为。”

    “当罚没款超过一亿元，进入一亿到十亿的区间时，奖励比例适当降低，比如降至5%-10%。”

    “超过十亿以上的部分，奖励比例进一步降低，比如1%-3%。”

    “最关键的是，我们为整个奖励，设立一个总额的‘软上限’和‘硬上限’。比如，总奖励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五千万，这是一个‘软上限’。但如果该举报确实具有极其重大的社会意义，比如避免了类似三聚氰胺那样的全国性公共安全事件，那么经过一个特别委员会的独立评估，最高奖励金额可以突破软上限，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超过一个亿。这是一个‘硬上限’。”

    “除此之外，”程鹤补充道，“物质奖励之外，我们必须建立配套的‘非物质奖励’体系。对于体制内的吹哨人，举报查实后，应予以记功、破格提拔！对于体制外的吹哨人，可以授予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享受相应的社会福利和待遇。我们要让全社会都明白，当英雄，是光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