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派的律师们，大多是感性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更关注个体的权利和尊严，认为法律应该充满人性的温度，给予犯错者宽恕和救赎的途径。在他们看来，陈默的遭遇，是冰冷的技术和僵化的规则对一个努力生活的好人的无情碾压。

    然而，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另一派更冷静、也更尖锐的观点所淹没。

    坐在王宇对面的李哲，是律所里公认的“逻辑鬼才”，他扶了扶鼻梁上的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神锐利如刀。

    “王宇，你先冷静一下。感情不能代替法理。”李哲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一颗钉子，精准地敲在问题的核心上，“我承认，当事人的遭遇非常值得同情。但是，我们是律师，在同情之前，首先要考虑的是法律的基石和社会的秩序。”

    他环视了一圈会议室，继续说道：“我们来分析一下对方的理由：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这两点，错了吗？没有错！那家网站报道的是不是事实？是。它有没有歪曲、有没有造谣？没有。既然是事实，你凭什么要求人家删除？新闻的核心就是记录，记录历史，记录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能因为陈默‘想被遗忘’，就强迫媒体删除一条真实的新闻，那明天，是不是某个贪官也能以‘影响家庭’为由，要求删除他当年贪污腐败的报道？后天，是不是某个犯下更严重罪行的恶棍，也能在刑满释放后，要求网络对他‘既往不咎’？”

    李哲的话，让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了不少。

    “这不一样！陈默的罪行相对轻微，而且已经服完刑了！”王宇不服气地反驳。

    “‘相对轻微’？这个标准谁来定？你吗？我吗？还是法官？”李哲毫不客气地反问，“一旦这个口子打开，标准就会变得无比模糊。今天你说聚众斗殴可以被遗忘，那明天盗窃罪呢？再往后，抢劫罪呢？强奸罪呢？当一个社会开始允许个体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随意涂抹、删除网络上的历史记录时，我们离真相的死亡也就不远了。”

    “没错，”另一位一直沉默的女律师也开口了，她的观点显然和李哲一致，“这会打开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历史不容篡改，哪怕是令人不快的历史，它也是构成我们社会记忆的一部分。公众有权知道，一个将要与自己合作的建筑设计师，一个将要和自己孩子同班的同学的父亲，他过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不仅仅是八卦，在某些情况下，这关乎到公众的安全和知情权。我们不能为了保护一个个体的‘安宁’，而去损害整个社会赖以运转的基石——真实与信任。”

    “可这会造成‘数字极刑’！一次犯错，终身监禁在互联网的记忆里，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可怕的暴力吗？”

    “那篡改历史，让谎言和遗忘大行其道，难道就不是对整个社会更深远的暴力吗？真相的价值，高于一切！”

    “放屁！人的价值才高于一切！法律如果失去了对人的关怀，那和一堆废纸有什么区别！”

    “你这是法理虚无主义！为了个案，破坏规则的根基，是最大的不负责任！”

    会议室里，争吵再次爆发。年轻的律师们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他们引经据典，从国内的法律条文，辩论到国外的经典判例；从法理的根基，争论到科技伦理的边界。

    这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案件讨论会，而是一场关于两种价值观的激烈碰撞。

    一方高举着“人权”与“救赎”的大旗，认为在数字时代，法律必须进化，赋予个体对抗“数字枷锁”的权利，让“被遗忘”成为一种可以被主张的权利。

    另一方则坚守着“真相”与“秩序”的阵地，他们忧心忡忡，认为一旦历史可以被随意修改，那么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都将面临崩溃的风险，最终损害的是所有人的利益。

    程鹤始终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听着。这些年轻人的争论，比他预想的还要深刻。他们提出的每一个观点，都掷地有声，代表了当今国际法学界，在面对“被遗忘权”这个新兴概念时，两种最主流、也最核心的看法。

    这起看似只是一个个体悲剧的案件，其背后，牵动的是整个信息时代的神经。

    会议室里激烈的争吵声似乎还回荡在耳边，那些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面孔，那些因为观点的对立而涨红的脸，都清晰地印在程鹤的脑海里。

    他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没有开灯，任由黄昏的余晖将整个房间染成温暖的琥珀色。他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脚下这座车水马龙、华灯初上的城市。

    “法理之光”的年轻人没有错。无论是高举人权大旗的王宇，还是坚守秩序底线的李哲，他们的观点，都代表着法律天平上不可或缺的砝码。

    程鹤的嘴角，逸出一丝无人察觉的、复杂的笑意。这笑意里，有欣慰，有感慨，但更多的是一种久违的、被点燃的战栗。

    他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自从那个神秘的“系统”完成它的终极任务，从他的生命中彻底消失之后，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那种卸下所有外挂，赤手空拳，独自面对一个无解棋局的感觉。

    过去，他像一个拥有上帝视角的玩家，总能从系统那里得到最精准的法条、最完美的逻辑链、最刁钻的证据漏洞。他赢了一场又一场看似不可能的官司，成为了业界神话。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份胜利的背后，有多少是属于他自己，又有多少是属于那份超越现实的力量。

    而现在，他终于回归为一个纯粹的法律人。

    陈默的案子，就像是命运为他精心准备的毕业考。没有现成的法条可以依赖，没有清晰的判例可以遵循。在“被遗忘权”这个领域，华夏的法律版图上，是一片广袤而荒芜的空白。

    他要做的，不是在地图上寻找一条已经存在的路，而是要亲手，在这片空白之上，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这不再是简单的法律应用，而是更高维度的价值排序。一场关于“权利”本身的战争。

    程鹤转身，离开了办公室，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回到了与办公室相连的那间，只属于他自己的书房。

    “咔哒。”

    门锁轻轻合上。

    他将自己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

    这间书房是他的圣域，也是他的战场。四面墙壁，从地板到天花板，全都被顶天立地的书架所占据，里面塞满了各种语言的法律典籍、哲学论著和历史文献。空气中，常年弥漫着旧纸张和墨水混合的独特气息，那是一种能让程鹤心神彻底宁静下来的味道。

    他没有开灯，只是拉开了书桌前厚重的窗帘。窗外的城市霓虹，透过玻璃，在他面前那张巨大的红木书桌上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

    他坐了下来，没有立刻去翻阅任何书籍，只是静静地坐着，让自己的大脑，从白天的喧嚣中，彻底沉淀下来。

    他要打一场硬仗，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他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只有这几十年来，他所积累的、所思考的、所信仰的一切。

    ……

    第一天。

    程鹤几乎是在书海中溺水。

    他从书架上抽下了一本又一本关于“被遗忘权”的国外专著和判例汇编。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著名的“谷歌西班牙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关于“人格权”的判决，美国关于“第一修正案”与“隐私权”旷日持久的争论……

    无数的观点，无数的案例，像是潮水一般涌入他的大脑。

    他看得很快，几乎是一目十行，但他的思维却在以更快的速度运转。他在吸收，在咀嚼，更在批判。

    “不行……这个模型太偏重于保护个人数据了，几乎无视了新闻自由的价值。在华夏的社会环境下，如果照搬，媒体的监督功能会被极大削弱。”

    他将一本厚厚的德文判例集推到一边，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

    他又拿起一份关于美国判例的分析报告。

    “这个也不行……过于强调言论自由的绝对性，将公众知情权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互联网时代，对个体的保护几乎为零。任何人都可能因为一点小小的过错，被永远钉在网络的耻辱柱上，这不符合我们文化中‘治病救人’、‘给人出路’的传统。”

    他面前的咖啡已经凉透，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他发现，无论是欧洲大陆法系偏重人格权的保护模式，还是英美法系偏重言论自由的实用模式，都无法完美地移植到华夏的土壤中来。

    每一种模式的背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生搬硬套，只会水土不服。

    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也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兴奋。既然没有现成的答案，那就意味着，他有机会，去创造一个全新的答案。一个真正属于华夏的，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

    夜深了，程鹤毫无睡意。他站起身，走到书房中央那块巨大的白色写字板前，拿起一支黑色的马克笔。

    他需要把脑子里那些纷乱的线索，全部梳理出来。

    ……

    第二天。

    程鹤几乎没有离开过那块白板。

    他不再纠结于具体的案例和法条，而是开始进行更深层次的解构。他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第一性原理”。

    经过一整夜的思考和梳理，他终于拨开了层层的法律迷雾，看到了隐藏在“被遗忘权”这个概念背后，最核心的本质。

    那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场冲突。一场四种基本权利的激烈碰撞。

    他在白板的最中央，写下了“陈默案”三个字，然后从这个中心点，画出了四个箭头，指向四个方向。

    在第一个箭头的末端，他写下了两个词：隐私权，人格尊严权。

    这是陈默最核心的诉求。程鹤的脑海中，浮现出陈默那张疲惫而充满痛苦的脸，和他钱包里那张小女孩天真烂漫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