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青先拿起笔记本。深蓝色硬壳，边角磨白了。翻开第一页，日期是1969年3月15日。字迹娟秀，工工整整：

    “今天父亲说，给我定了门亲事。是服装厂的李建国。我没见过他，但父亲说，人老实，有工作，嫁过去饿不着……”

    日记。周玉梅的日记。

    方青快速翻着。前面几页都是流水账，今天做了什么衣服，收了多少钱，菜价涨了。直到1970年——

    “建国今天又发脾气了。因为我把缝纫机声音开得太大。他打了我一巴掌，耳朵嗡嗡响。我不敢哭，哭了打更狠……”

    方青的手顿了顿。她看了眼陈国栋，老民警的脸色沉了下来。

    继续往下翻。1971年，1972年，1973年……打骂成了家常便饭。1974年有一段：

    “我怀孕了。建国说，生个儿子就好，生女儿就扔了。我怕。夜里做梦，梦见孩子没了……”

    1975年1月：

    “孩子没了。是个女孩。建国推了我，我从楼梯上滚下去。疼，浑身都疼。孩子出来时还有气，但他不让我抱……”

    日记到这里断了。后面空了好几页。

    再翻，是1976年的记录，语气完全变了：

    “今天去妇联，周大姐说可以帮我。但她又说，没证据，离婚难。是啊，谁看见他打我了？关起门来的事，说出来也没人信……”

    周大姐？方青脑子里闪过一个人——周红梅，市妇联副主任。她和周玉梅都姓周，难道是亲戚？

    继续翻。日记越往后越简短，有时候几个月才写一句：

    “1980年8月：他说要离婚，跟茶馆那个小服务员好上了。我没说话。离了婚，我住哪？”

    “1982年3月：旗袍生意好了，我能养活自己了。但他把钱都拿走了，一分不留。”

    “1983年10月：他又打我了。因为我说想搬出去住。这次打断了肋骨，躺了半个月。周大姐来看我，哭了。她说，对不起，帮不了我。”

    最后一篇日记，日期是1984年3月1日，距离案发十一天：

    “木棉花要开了。该做个了断了。十五年了，够长了。”

    字迹很平静，平静得可怕。

    方青合上日记本，胸口堵得慌。十五年的隐忍，十五年的暴力，最后化成这轻飘飘的一句“该做个了断了”。

    “方队。”王建国在外面喊，“有发现！”

    方青把日记本放回盒子，走到外间。王建国站在布料架前，手里拿着卷深紫色的绸缎。

    “这料子，和死者身上那件旗袍一样。”王建国说，“但我刚抖开看，里面夹着张纸。”

    方青接过料子。是上好的杭绸，在昏暗光线下泛着幽暗的紫光。她抖了抖，一张小纸片飘落下来。

    弯腰捡起，是一张购买凭证。日期：1984年1月15日。品名：氰化钠（工业用）。数量：100克。购买单位：前进路玉梅裁缝店。用途：布料固色。

    下面盖着章：南滨市化工原料供应站。

    “工业氰化钠……”陈国栋倒吸一口凉气，“这玩意儿是管制物品，她怎么买到的？”

    方青盯着那张凭证。1月15日买的，3月11日用上。中间这两个月，周玉梅在想什么？在策划什么？在做那件要命的旗袍时，是什么心情？

    她把凭证小心地装进证物袋：“这是关键证据。王师傅，你马上跑一趟化工站，核实这张单子。”

    王建国接过证物袋，匆匆走了。

    方青回到里间，继续翻看铁皮盒子里的东西。红绒布小包打开，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已经发黄了，上面是个婴儿，闭着眼睛，裹在襁褓里。背面用铅笔写着：我的孩子，1975年1月8日。

    还有那沓信。方青解开橡皮筋，一封封看。大部分是周玉梅父亲早年寄来的家书，嘱咐她好好过日子。最后一封日期是1980年，父亲病重，说最放心不下她。

    信纸上有泪痕，晕开了墨水。

    盒子里还有样东西——一个小玻璃瓶，瓶口用蜡封着。方青对着光看了看，里面是白色粉末。

    “陆明说得没错，”她喃喃道，“她真的有。”

    陈国栋凑过来看：“这得拿回去化验。”

    “嗯。”方青把瓶子也装进证物袋，突然想起什么，“不对。”

    “什么不对？”

    “太顺了。”方青环顾四周，“日记、毒药、购买凭证……所有证据都放在一起，像是……”

    “像是故意让人发现的？”陈国栋接话。

    两人对视一眼。是啊，太顺了。一个精心策划了两个月谋杀的人，会把所有证据就这么藏在床下的暗格里？不锁，不藏得更深？

    除非……除非她不在乎了。

    或者，除非这不是全部。

    方青重新打量这个房间。十来个平方，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台缝纫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她的目光落在缝纫机上。

    蝴蝶牌，老款式，漆面磨得发亮。机头上还卡着那件没做完的衬衫，针插在线轴上。

    方青走过去，轻轻抬起机头。下面压着几张裁剪纸样，都是普通款式。但最底下，有一张不一样的。

    她抽出来。是一张旗袍的裁剪图，铅笔画的，线条流畅。领口部分做了特殊标记，旁边用小字写着：三浸三晾，七日可成。

    “三浸三晾……”方青念出声。

    陈国栋也过来看：“这是什么工艺？”

    “不知道。”方青把图样也收起来，“但肯定和那件毒旗袍有关。”

    店堂里突然传来风铃声。

    两人同时转身。卷帘门不知什么时候被风吹开了半边，门口站着个人。

    是周玉梅。

    她手里拎着个布袋子，看见店里的情景，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平静。

    “方队长，”她说，声音听不出情绪，“你们这是……”

    “搜查。”方青亮出搜查令，“周玉梅，我们现在怀疑你与李建国死亡案有关，请你配合调查。”

    周玉梅没说话。她慢慢走进来，把布袋子放在柜台上。袋子口松开，露出里面的东西——几张表格，一个公章盒，还有……一沓冥币。

    “我去卫生院办死亡证明了。”她说，“顺便买了点纸钱。”

    方青看着她：“李建国的死，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该说的都说了。”周玉梅走到柜台后，开始整理那些被翻乱的东西。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完成某种仪式。

    “我们在你店里发现了氰化钠。”方青盯着她，“还有购买凭证。”

    周玉梅的手停了停，继续整理：“裁缝用得到，固色的。”

    “固色需要氰化钠？”

    “老工艺。”周玉梅抬起头，眼神平静，“方队长不懂裁缝，说了也不明白。”

    “那日记呢？”方青拿出铁皮盒子，“你写的那句‘该做个了断了’，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