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梅看着那个盒子，看了很久。店里很安静，能听见外面街上自行车的铃声，远处收音机里传出的歌声，还有……她自己的呼吸声。

    “就是字面意思。”她终于说，“十五年了，该了断了。”

    “怎么个了断法？”

    周玉梅没回答。她走到墙边，抬手抚过那排挂着的旗袍。手指划过丝绸，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这些旗袍，都是我做的。”她轻声说，“每一件都得花半个月。量体、裁剪、缝制、盘扣、绣花……慢工出细活。可穿的人不知道，他们只嫌贵，只嫌慢。”

    她转过身，看着方青：“方队长，你做警察，抓坏人，是不是也觉得慢？证据要一点一点找，程序要一步一步走。等抓到了，人可能已经跑了，或者……已经死了。”

    方青心里一震。这话里有话。

    “李建国对我不好，街坊邻居都知道。”周玉梅继续说，“打我，骂我，把钱都拿走，在外面找女人。我去过妇联，报过警，可有什么用呢？劝和的劝和，调解的调解，最后还不是关起门来继续过？”

    她的语气依然平静，但眼眶红了。

    “十五年，我忍了十五年。去年冬天，他又打我，打断了两根肋骨。我躺在卫生院，看着天花板，突然就想明白了。”周玉梅深吸一口气，“这日子，到头了。”

    “所以你就杀了他？”陈国栋忍不住问。

    周玉梅笑了。那笑容很淡，淡得像水里的墨，一碰就散。

    “陈师傅，您办过这么多案子，见过死人吗？”她问，“死人是什么样子的？是冷的，硬的，不会说话，不会打人。多好。”

    这话说得轻飘飘的，却让人后背发凉。

    方青上前一步：“周玉梅，我们现在正式传唤你到市局接受调查。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周玉梅点点头，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她整了整身上的旗袍，理了理头发，动作从容得像要去赴宴。

    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一眼店里。目光扫过那排旗袍，扫过缝纫机，扫过这个她生活了十五年的地方。

    “方队长，”她突然说，“那件紫色的旗袍，我绣的是木棉花。木棉花开的时候，冬天就过去了。”

    说完，她撩开卷帘门，走了出去。

    门外已经围了些街坊，看见周玉梅被带出来，交头接耳声更大了。有人指指点点，有人摇头叹息，也有人——方青注意到——眼神里闪过一丝快意。

    王建国骑着自行车匆匆回来，看见这场面，愣了一下。

    “方队，化工站那边核实了，”他压低声音，“单子是真的。周玉梅1月15号确实买了100克氰化钠，理由是布料固色。但工作人员说，她当时问了好多问题，比如毒性多大，怎么保存，接触皮肤会怎么样。”

    方青点点头。证据链越来越完整了。

    她看向走在前面的周玉梅。那女人挺直了背，一步一步走着，深蓝色旗袍在傍晚的风里微微飘动。

    街边的木棉树上，几朵花被风吹落，啪嗒掉在地上。鲜红的花瓣散开，像血。

    回到市局，天色已经暗了。审讯室在二楼尽头，是个十来平米的小房间，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

    方青让周玉梅坐在桌子对面，自己和陈国栋坐在另一边。王建国做记录。

    “姓名。”方青开始问。

    “周玉梅。”

    “年龄。”

    “四十。”

    “职业。”

    “个体裁缝。”

    例行问题问完，方青切入正题：“李建国是怎么死的？”

    “突发心脏病。”

    “法医检测出氰化物中毒。”

    周玉梅沉默。

    “我们在你店里发现了氰化钠，还有购买凭证。”

    “裁缝用的。”

    “裁缝用不到氰化钠。”方青把凭证推到她面前，“化工站的工作人员说，你问了毒性、保存方法、皮肤接触后果。这不是固色需要问的问题。”

    周玉梅看着那张凭证，看了很久。审讯室的灯泡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光线忽明忽暗。

    “是我买的。”她终于说。

    “用来做什么？”

    “固色。”

    “周玉梅！”陈国栋拍了下桌子，“到了这里还不说实话？”

    周玉梅抬起头，看着陈国栋。那眼神让老民警愣了一下——不是恐惧，不是愤怒，是一种……解脱。

    “陈师傅，”她轻声说，“您也有女儿吧？如果您女儿被人打了十五年，您会怎么做？”

    陈国栋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方青接话：“法律会管。”

    “法律？”周玉梅笑了，笑声很轻，却让人心里发毛，“方队长，您信吗？您办过这么多家暴案子，有几个男人真进去了？拘留几天，教育几句，放出来，变本加厉。我肋骨断了两根那次，他拘留了十五天，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从卫生院拖回家，又打了一顿。”

    她顿了顿，眼圈红了：“因为我去告他，让他丢了面子。”

    审讯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王建国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所以你就杀了他。”方青说，“用氰化钠浸泡旗袍领口，让他慢性中毒，伪装成心脏病。”

    周玉梅没承认，也没否认。她看着桌上的那支笔，突然问：“我能抽根烟吗？”

    方青愣了一下，看向陈国栋。老民警点点头。

    陈国栋掏出烟，递过去一根，帮她点上。周玉梅吸了一口，动作生疏，呛得咳嗽起来。

    但她还是继续抽，一口，两口，烟雾在昏暗的灯光里升腾。

    “那件旗袍，”她突然说，“我做了三个月。从选料到裁剪，从缝制到绣花，一针一线，都是我自己来。最后一道工序，是处理领口。三浸三晾，每次浸泡十二小时，晾干二十四小时。这样毒才会渗进去，又不至于太快发作。”

    她说得很平静，像在讲怎么做一道菜。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方青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