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想让他知道。”周玉梅弹了弹烟灰，“知道他每天都在靠近死亡，知道是我做的，但又没办法。他穿上的第一天，脖子就开始红，痒。他问我，我说是新布料，过敏。第二天，更红了。他说不穿了，我说不行，这么好的料子，不穿浪费。”

    她吸了口烟：“第三天，他死了。死的时候，还穿着那件旗袍。多好，死得像个样子。”

    烟燃尽了。周玉梅把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抬头看着方青。

    “方队长，我认罪。”她说，“人是我杀的，怎么判都行。”

    “动机呢？”方青问，“就因为家暴？”

    “还因为我的孩子。”周玉梅的声音终于颤了颤，“1975年，我怀孕七个月，他推我下楼梯。孩子生下来，还有气，是个女孩。他不让救，说赔钱货，死了干净。我看着孩子在我怀里一点点变冷……”

    她说不下去了，眼泪终于掉下来。不是嚎啕大哭，是安静的流泪，一滴一滴，砸在桌面上。

    “十五年，我每天都会梦见那个孩子。”她哽咽着，“梦见她问我，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

    方青感觉喉咙发紧。她深吸一口气：“周玉梅，你说的这些，我们会核实。”

    “不用核实。”周玉梅擦掉眼泪，“都是真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卫生院也有记录。只是没人管，或者说，没人想管。”

    她站起身：“我能回去了吗？累了。”

    方青看向陈国栋。老民警点点头。

    “王师傅，带她去拘留室。”方青说，“单人间。”

    王建国带着周玉梅出去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审讯室里只剩下方青和陈国栋。桌上的烟灰缸里，那截烟蒂还在冒着一缕细细的烟。

    “老陈，”方青开口，“你怎么看？”

    陈国栋点了根烟，狠狠吸了一口：“可怜，可恨，可叹。”

    “证据够了。购买凭证、毒物、日记、口供。”方青翻着笔录，“可我心里不舒服。”

    “因为她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方青看着窗外渐浓的夜色，“她杀人了，该判。可那些打她的人，那些看着她被打却不管的人，又该怎么判？”

    陈国栋没说话。老民警干了四十年警察，见过太多这样的案子。情与法，对与错，有时候就是一锅粥，搅在一起，分不清。

    “先结案吧。”最后他说，“把材料整理好，移送检察院。至于怎么判……让法官去头疼。”

    方青点点头。她收拾好桌上的东西，走出审讯室。

    走廊的灯坏了，忽明忽灭。走到楼梯口时，她听见楼下传来歌声——是值班室收音机里在放《夜来香》，邓丽君的声音甜腻腻的，和这个沉重的夜晚格格不入。

    她下楼，经过拘留室。从门上的小窗往里看，周玉梅坐在床上，背对着门，一动不动。

    像一尊雕塑。

    方青没停留，走出市局大楼。外面天已经全黑了，街灯亮起来，昏黄的光晕里飞舞着细小的飞虫。

    她推着自行车，慢慢往家走。脑子里全是周玉梅说的那些话，还有那个夭折的孩子。

    回到家，她没开灯，在黑暗里坐了很久。直到邻居家的电视声响起，新闻联播开始了。

    她站起身，打开灯，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写下：

    案件一：旗袍毒杀案，嫌疑人周玉梅认罪。

    证据链完整，可移送起诉。

    写到这里，笔尖顿了顿。她又加了一句：

    但问题没有解决。家暴、女性权益、社会干预缺失……下一个周玉梅在哪里？

    合上笔记本，她走到窗前。远处，南滨市的灯火星星点点，像散落的珍珠。

    而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拘留室里，一个女人正看着窗外。她在看什么？是看夜色，是看过去，还是看那个再也回不来的孩子？

    夜风吹过，带来木棉花凋谢的香气。

    春天来了，冬天过去了。

    但有些东西，永远过不去。

    方青关掉灯，躺到床上。闭上眼睛，她仿佛又看见了那件深紫色的旗袍，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幽暗的光。

    领口上绣的木棉花，红得像血。

    而那个穿着旗袍死去的男人，还有那个做旗袍的女人，他们的故事结束了。

    但南滨市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下一个案件，已经在黑暗中悄然酝酿。

    窗外的风大了些，吹得树叶哗哗作响。远处传来火车经过的声音，汽笛长鸣，划破夜空。

    方青翻了个身，终于沉沉睡去。

    梦里，她看见一个女人，穿着一身深蓝色旗袍，站在木棉树下。女人怀里抱着个婴儿，轻轻哼着歌。

    歌声很轻，很柔，在风里飘散：

    “木棉花开呀，春天来啦。妈妈的宝贝呀，快快长大……”

    树上的木棉花一朵朵落下，鲜红的花瓣铺了一地。

    像血。

    像泪。

    像再也回不去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