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青想起陆明的报告：苯巴比妥连续服用一周。

    “他跟你们这儿一个女服务员走得近？”方青问。

    男人表情尴尬：“是有个叫小芬的，二十出头，农村来的。老李常找她说话，有时候还给她买东西。但我们这儿是正经茶馆，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小芬在吗？我想见见她。”

    “今天轮休，没来。”男人说，“不过同志，小芬跟老李真没什么。就是普通顾客和服务员的关系。而且……而且小芬最近也怪怪的。”

    “怎么怪？”

    “老李死的前两天，小芬请假了，说是家里有事。可有人看见她在卫生院门口晃悠。”男人顿了顿，“我多嘴问了一句，她说去看病。问她什么病，她支支吾吾说不清。”

    卫生院。又是卫生院。

    方青记下来：“小芬住哪？”

    “员工宿舍，就在后面巷子里。三楼，302。”

    “谢了。”

    方青走出茶馆，绕到后面的巷子。这是片老居民区，红砖楼，墙皮都剥落了。楼道里黑漆漆的，堆满了煤球和杂物。

    她爬上三楼，找到302。敲门。

    没人应。

    又敲了敲，隔壁门开了，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找谁？”

    “找小芬，茶馆上班的。”

    “她不在，一早就出去了。”老太太说，“你是她什么人？”

    “公安局的，问点事。”方青掏出证件，“她什么时候回来？”

    “说不准。这姑娘最近神神秘秘的，早出晚归，也不知道忙啥。”老太太嘀咕，“昨天半夜还听见她屋里有人说话，像是吵架，又不像。”

    “跟谁说话？”

    “没听清，男声女声都有。”老太太摇头，“同志，小芬是不是犯事了？”

    “没有，例行调查。”方青说，“她要是回来，麻烦您告诉她，去市局找方青。”

    “行。”

    方青下楼，回到市场门口。刚解开自行车锁，就听见有人叫她：

    “方队！”

    是王建国，骑着自行车匆匆赶来，满头大汗。

    “你怎么来了？”方青问。

    “找您半天了！”王建国喘着气，“周玉梅那边有新情况！”

    “什么情况？”

    “她要求见周红梅，说是有话要跟表姐说。”王建国说，“我们请示了局里，同意了。周红梅现在就在市局，正跟周玉梅说话呢。”

    方青心里一紧：“什么时候开始的？”

    “半小时前。陈师傅让我赶紧来找您，怕错过什么。”

    “走！”

    两人蹬上车，飞快地往市局赶。车轮碾过湿漉漉的石板路，溅起一路水花。

    方青脑子里飞快转着。

    周玉梅为什么要见周红梅？临终嘱托？交代后事？还是……串供？

    如果周红梅真的牵扯其中，那这次见面，就是关键。

    赶到市局，已经快中午了。方青直奔拘留室，陈国栋正等在门口。

    “还在里面。”陈国栋压低声音，“说了快四十分钟了。”

    “说什么了？”

    “听不清。”陈国栋摇头，“两人声音很小。值班的小张说，周玉梅一直在哭，周红梅在安慰她。”

    方青走到门边，透过小窗往里看。

    拘留室里，周玉梅坐在床上，周红梅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周红梅四十多岁，梳着齐耳短发，穿着灰色的确良列宁装，像个标准的妇联干部。

    两人确实在低声说话。周玉梅眼睛红肿，不停擦眼泪。周红梅轻轻拍着她的背，嘴唇动着，在说什么。

    突然，周玉梅抬起头，说了句话。声音大了些，方青听见几个字：

    “……我对不起你……”

    周红梅摇摇头，说了句什么。周玉梅哭得更厉害了。

    这时，周红梅突然转过头，朝门口看了一眼。

    方青赶紧侧身，躲开视线。心跳得厉害。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周红梅走出来，看见方青，愣了一下，随即恢复平静。

    “方队长吧？”她伸出手，“我是周红梅，市妇联的。”

    方青跟她握手。周红梅的手很凉，但有力。

    “周主任，辛苦您跑一趟。”

    “应该的。”周红梅叹气，“玉梅是我表妹，出了这种事，我得来看看。她……她情绪不稳定，说了些胡话，方队长别往心里去。”

    “什么胡话？”

    “就是说对不起我，给我添麻烦了之类。”周红梅眼圈也红了，“这孩子命苦，摊上这么个男人。要是早点帮她离婚，也许就不会……”

    她说不下去了，掏出手绢擦眼睛。

    方青看着她，突然问：“周主任，您觉得周玉梅该判死刑吗？”

    周红梅手顿了顿，抬起头。她眼睛里有血丝，但眼神很坚定：“该不该判，是法院的事。但作为妇联干部，我想说，这个案子背后反映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一个被家暴十五年的女人，宁愿杀人也不敢离婚？为什么我们的保护机制失效了？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是她一个人的错。”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挑不出毛病。但方青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周玉梅说，您去年冬天去看过她，劝她想开点。”方青试探道，“当时您是怎么劝的？”

    周红梅沉默了几秒：“我劝她收集证据，起诉离婚。但她不敢，说李建国威胁要杀她全家。我说可以申请保护，她说没用，派出所调解几次了，越调打得越狠。”

    “所以您也没办法？”

    “我有办法，但她不信。”周红梅苦笑，“方队长，您可能不理解。有些女人被打怕了，打麻木了，觉得这就是命。你给她指路，她不敢走。你拉她一把，她不敢伸手。”

    她顿了顿，声音低下来：“到最后，她们只能用最极端的方式，给自己找条活路。”

    这话说得太直白，方青心里一震。

    “周主任，您这话……”

    “我说的是事实。”周红梅打断她，“我在妇联干了二十年，见过太多这样的女人。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打残了，有的……像玉梅这样，被逼到绝路，反过来成了杀人犯。每次看到这样的案子，我都问自己：我们到底哪里做得不够？”

    她看着方青，眼神复杂：“方队长，您办完这个案子，还会记得周玉梅吗？还是说，把她送进去，案子一结，就翻篇了？”

    方青答不上来。

    周红梅也没等她回答，转身走了。背影挺直，步伐坚定，像个战士。

    陈国栋走过来，轻声问：“你觉得她有问题吗？”

    “不知道。”方青实话实说，“她说的话，句句在理，挑不出错。但就是太在理了，反而让人怀疑。”

    “要不要查查她？”

    “怎么查？她是妇联副主任，正科级干部。没有证据，动不了。”方青摇头，“先盯着吧。”

    她重新看向拘留室。周玉梅还坐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

    像在等什么。

    或者在等谁。

    方青突然想起茶馆老板的话：小芬在卫生院门口晃悠。

    还有吴师傅的话：周红梅来访后，周玉梅像变了个人。

    所有的线索，像散落的珠子。还缺一根线，把它们串起来。

    这根线，也许就在那个叫小芬的女服务员身上。

    也许在周红梅身上。

    也许在别的地方。

    方青深吸一口气，对陈国栋说：“老陈，帮我查个人。茶馆女服务员，叫小芬。我要知道她最近所有的行踪，见了谁，去了哪，干了什么。”

    “你怀疑她？”

    “怀疑一切。”方青说，“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

    窗外，阳光正好。

    但方青知道，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黑暗正在滋长。

    而她要做的，就是走进黑暗，把真相挖出来。

    不管那真相有多残酷。

    不管要面对什么人。

    她是警察。

    这是她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