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展览的过程，比我想象得复杂得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文物局的专家、安保和道观的护法，甚至江叙白那支特殊调查科也频繁出入民国展区。阴罗会的威胁如阴云未曾散去，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但正因为如此，整个团队空前团结，每个人都清楚，这次不是普通的文史活动，而是一场面向历史与灵魂的正面较量。

    展览开幕当天，天空格外晴朗，明亮的阳光铺洒在市博物馆老楼的青砖上。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市民，还有几家媒体拍摄设备架好。我的心跳有些失控，怀里的钢笔冰凉——它的灵识近几日明显逐渐收敛，仿佛在静待最后一刻的解脱。

    我与江叙白一早抵达，先于闭馆时在展厅内做了最后一次安抚。民国展区临时隔出一角，中央玻璃柜内铺设雷击木底座，油纸包裹着的手稿静静躺在朱砂布上。钢笔则置于手稿左侧，空间狭小却分明是专属的位置。那一方，像是一次跨越生死的握手。

    道观的护法在开馆前做了简短的镇宅仪式，两枚朱砂符与雷击木手串环绕展柜。江叙白身穿制服，眉宇间透着职业的坚毅。他在一旁交待安保细节，说到阴罗会时特地加重了语气：“今天最重要的是保护证据，其次才是防范灵异。”

    但我知道，对钢笔而言，最重要的是“公开见证”——这也是我存在的意义。

    九点整，市民与记者陆续入场。馆员将展厅入口的一块黑布缓缓揭下，冷静宣布：“民国冤案专题展，现在开放。”

    大厅瞬间安静下来。人群在玻璃柜前缓缓汇聚，三三两两的低语渐渐消减，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那小小的手稿与钢笔之上。

    我站在展柜后方，讲解词早已记在心里。此刻，我选择用自己的声音，把唐楚然的故事娓娓道来——

    “钢笔和手稿，来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城新闻记者唐楚然。他用自己的生命，记录了军阀与警署之间的鸦片走私内幕。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坚持发声、拒绝沉默。之后，被灭口于公寓一隅，手稿和钢笔几经流转、几乎湮灭，因执念而灵识不散。直至今日，真相才在博物馆重见天日。”

    我指着手稿上的密写部分，为大家解释当时的暗号、仓库方位与证据链。专家详细解读纸张油墨与字体，确认一切均为民国档案无疑。有市民发出激动的感慨：“原来还有这样的事！都说记者是孤注一掷的人，几十年后才知他们有多勇敢。”

    钢笔静卧在展柜里，如一位年迈倦客。灵视中，它的灵识如暗潮潜伏，但随着讲解和展览的深入，原本黯淡的水渍慢慢消褪。每一位观众的注视、每一句同情与敬佩的低语，对它来说都是一次脉动的疗愈。

    恍惚间，我感知到灵识里传来的情绪不再是激烈的抗议、不甘或悲愤，而是一种久违的、带着温柔的“释然”——

    ——“他们终于知道了。”

    ——“我的声音，终于被听见。”

    ——“冤屈，已经不再是黑暗里的秘密。”

    记者们忙着采访馆长、专家、甚至几位道观代表。有关“历史真相”的话题在网络与电视端同步发酵。市民们爬梳手稿细节，有的甚至流下眼泪，言语间满是迟来的敬意：“有多少人像他一样，被牺牲在暗处？有多少冤屈从未被听见？”

    我静静地站在展柜前，闭上眼，让灵识完全涌入钢笔和手稿。那一瞬间，唐楚然的灵魂仿佛在我身边徘徊——不再以幻象冲击我，也不再以血色水渍骚扰展厅。他清清楚楚地以灵识虚影显现，缓缓朝展柜外的我鞠躬。

    这一鞠，如释重负。

    这一鞠，如同跨越时空，向世人与后辈的问候与道别。

    我看到他缓缓站直，身形逐渐淡化。四周环境变得出奇安静，连雷击木和朱砂符都没有再发光。钢笔的笔帽在灯下折射一抹温柔的暖色，漫成一团安然——那曾令无数人恐惧的暗红水渍，如潮水褪去，彻底消散于黄铜笔身之上。

    唐楚然在灵识里对我说：“谢谢你，没有被恐惧打败，谢谢你带我的声音来到今日。”

    然后，他的虚影像清晨的雾散去，消融在展柜边角和手稿的字里行间。

    身旁的江叙白也察觉到变化，低声笑道：“执念已散，民国展馆的异象也会彻底平复。沈清辞，这件事你做得很好。”

    我却突然哽咽。不是因为恐惧和艰难，而是因为一份承诺终于兑现——从钢笔主人唐楚然，到每一个被历史掩埋却未得到正义的人，他们的声音终于被听见。

    下午的展览渐进尾声。民众、记者、专家各自离去。民国展区的展品恢复了往日沉静，灵异监控仪上的曲线再无起伏，曾经的移位异响和水渍疾患都如烟消云散。

    我轻轻将玻璃柜擦拭干净，最后一次用灵视扫过——钢笔只剩下温和的灵识余波，像暮年老人静静守于历史角落。记者手稿上再没有血色浮现，只有斑驳油纸与淡淡檀香。

    江叙白陪我一起离开展馆时，低声问：“下一步打算是什么？你还准备继续？”

    我沉默片刻，眼眶微红，终于轻声答道：“只要还有旧物在黑暗中呼喊，我就不会停下。”

    他点头，握紧我的手。天空已然晴朗，城市如常流转，却有一段冤屈终于沉底、灵魂得以安息。在风雨交加里的勇气和温柔，终于成为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