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干事走了，屋子里却留下了一片狼藉的尴尬和更加沉重的死寂。

    “哎呀！你这孩子！你是要气死我啊！”李秀英终于忍不住，一屁股坐回床沿，拍着大腿哭了起来，“那么好的条件，你……你怎么就给回了啊！你知不知道你得罪的是谁啊！他动动小指头，就能让咱们家没法活啊！”

    苏晓梅鼻尖一酸，走到母亲身边蹲下，伸手握住她冰凉的手。“妈，你别哭。他那不是关心，那是拿咱们的难处拿捏咱们。他那个外甥是什么人，您不知道？街坊都说他手脚不干净，还好赌。我不能为了个公费医疗指标，为了个学徒工名额，就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爸临走前说了，咱们人穷，骨头不能软。”

    一直沉默的苏冬生站了起来，走到姐姐身边，他看着母亲，小声但坚定地说：“妈，你别怪姐。我不要用我姐的幸福去换前途。我能自己考，大不了我就去下乡，我一个男孩子，到哪儿不能活。我支持我姐。”

    苏晓梅惊讶地抬起头看着弟弟，苏冬生回了她一个用力的眼神。姐弟俩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一种无言的支撑让苏晓梅快要垮掉的肩膀重新挺直了。

    是啊，她不是一个人。

    可刘干事的报复，来得比想象中要快得多。

    第二天苏晓梅去厂里上班，就被车间主任叫到了办公室。主任耷拉着眼皮，看都不看她一眼，直接扔过来一张调岗通知。

    “根据厂里生产需要，你从今天起，调到前纺车间去。”

    苏晓梅的心猛地一沉。后纺车间虽然也累，但好歹是在生产线的末端，噪音和棉絮都小一些。可前纺车间不一样，那是整个厂房里环境最差的地方，原棉开包、梳理都在那儿，机器的轰鸣声震得人心慌，空气里永远飘着肉眼可见的棉絮，一天下来，人就跟从棉花堆里捞出来的一样。

    苏晓梅知道，这肯定是刘干事的手笔。她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走出了办公室。

    到了前纺车间，那股熟悉的、更浓烈的机油和棉絮味扑面而来。更让她难受的，是新的工作安排。车间小组长皮笑肉不笑地告诉她，她被安排上大夜班了。从半夜十二点到早上八点，最熬人、最伤身体的一个班次。

    这还没完。

    工友们的态度也变了。以前在后纺车间，大家休息的时候还会凑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个咸菜疙瘩。可现在，那些曾经跟她关系不错的大姐，见了她就像见了瘟神，远远地就绕着走。偶尔有几个眼神对上了，也立刻慌张地移开，生怕跟她沾上一点关系。

    苏晓梅被孤立了。

    白天补觉睡不好，晚上顶着巨大的噪音干最累的活，身边连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生活的压力像是突然加了好几倍的重量，沉甸甸地压在她身上，让她几乎喘不过气。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着。

    这天夜里，外面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豆大的雨点砸在屋顶的瓦片上，噼里啪啦地响。苏晓梅刚下大夜班，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回到家，浑身都湿透了。

    她怕吵醒母亲和弟弟，轻手轻脚地换下湿衣服。可刚一转身，就听到弟弟的床上发出了一阵难受的呻吟声。

    “冬生？你怎么了？”苏晓梅心里一紧，赶紧走到床边。

    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亮，她看到苏冬生满脸通红，嘴唇干裂，整个人在被子里蜷成一团，轻轻地发着抖。

    她伸手一摸弟弟的额头，那滚烫的温度吓了她一跳。

    “冬生！醒醒！”她用力摇了摇他。

    苏冬生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眼神涣散，嘴里开始说一些听不清的胡话。

    发高烧了！

    苏晓梅的心瞬间被揪紧了。她赶紧点亮了桌上的煤油灯，光亮下，弟弟的脸烧得像块红布。

    “药，退烧药……”她嘴里念叨着，转身就去翻家里那个破旧的木头柜子。可翻箱倒柜，把所有瓶瓶罐罐都倒了出来，也只找到几片治头疼的APC，根本没有退烧药。

    她又冲到墙角的钱匣子那儿，把里面所有的钱都倒了出来，几个钢镚儿在桌上滚开，加起来还不到三毛钱。连去卫生所挂个号都不够。

    怎么办？

    苏晓梅看着外面哗哗下个不停的大雨，心里一片冰凉。最近的街道卫生所，走着去也要小二十分钟，这么大的雨，根本没法背着弟弟过去。何况还没钱。

    她抱着浑身滚烫的弟弟，感受着他越来越急促的呼吸，一种彻骨的绝望涌了上来。她不怕自己吃苦，不怕自己受累，可她看不得家人受罪。如果冬生就这么烧坏了脑子，她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马上就要掉下来。

    就在她抱着弟弟，感觉整个世界都要塌下来的时候，“咚、咚、咚”，一阵沉稳的敲门声突然响了起来。

    这么晚了，雨又这么大，会是谁？

    苏晓梅立刻警惕起来，难道是刘干事又派人来找麻烦了？她把弟弟轻轻放好，走到门边，没有立刻开门，而是压低声音问：“谁啊？”

    门外传来一个温和的男声，听着很陌生：“你好，我刚搬来不久，住你家隔壁。我听见这边好像有哭声，又看灯还亮着，就过来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需不需要帮忙。”

    邻居？苏晓梅愣了一下，她家隔壁那个院子确实空了很久，前几天好像是听到了点动静。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门拉开了一条小缝，朝外看去。

    门外站着一个男人，大概三十岁不到的样子，个子挺高，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长裤，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在昏暗的雨夜里，显得文质彬彬的。他手里撑着一把黑色的布伞，伞的边缘还在往下滴着水。

    苏晓梅还没来得及说话，那男人已经透过门缝，看到了屋里炕上躺着的苏冬生。

    他眉头一皱，语气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孩子病了？”

    不等苏晓梅回答，他接着说：“让我看看，我以前当过赤脚医生，懂一点。”

    说着，他也没等苏晓梅同意，就收了伞，直接侧身从门缝里走了进来。

    他的动作太快，也太自然，苏晓梅一时间都忘了阻拦。

    男人径直走到炕边，伸手摸了摸苏冬生的额头，又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神情很专注。

    “烧得很厉害，得马上降温。”他说着，就把随身挎着的一个军绿色布包放在桌上，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瓶子和一包棉花。

    他拧开瓶盖，一股浓烈的酒精味散发出来。他把酒精倒在棉花上，手法熟练地开始给苏冬生擦拭额头、脖子和手心脚心，进行物理降温。

    苏晓梅呆呆地看着他，这个陌生的男人，就这么闯进了她的家，用着她家没有的酒精，做着她完全不懂的事情。他的动作专业而镇定，没有一丝慌乱，和她刚才的不知所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擦拭完身体，男人又从布包里拿出一个小纸包，打开来是几片白色的药片。

    “这是阿司匹林，西药，退烧快。”他解释了一句，然后一手轻轻捏开苏冬生紧闭的嘴，另一只手麻利地把药片塞了进去，又用勺子喂了两口温水。

    做完这一切，他才直起身，长出了一口气。